昨日，记者从广州市纪委了解到，市纪委近日印发《广州市领导干部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的“十个严禁”》，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出入歌舞厅、夜总会，不得将公车停放在高尔夫球场、歌舞厅、夜总会，严禁领导干部与私企老板勾肩搭背等。（5月7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几天前贵州雷山县也曾出台类似规定，严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参与打麻将等娱乐活动。反腐的初衷本不值得怀疑，可反观网络声音，很多人都指责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其理论支撑是，官员首先是公民，应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有娱乐的权利，公费娱乐当然不对，但是限制官员私费娱乐，就侵犯了官员的私权利。

　　表面上看确实如此，纵观我国现有法律，即便是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发现有专门针对官员私权利的限制性规定，正所谓法不禁止则可行，官员当然有娱乐的私权。然而，必须要明确的是，官员与公民身份的双重叠加，就注定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公民，还是一个公共人物，掌握着公权力，享受着普通人不能够占有的资源。

　　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就必须要让渡出自己的部分私权利，这本身符合契约精神的要求。官员不同于其他职业，对德行的要求很高，那么对其娱乐场所和娱乐行为的选择就必须要进行限制，因为私德行为影响着公众对职务行为的认知，并直接决定了职务行为的公信力，这并不是对官员私权的挤压，而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共利益。

　　因此，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要想成为一名官员，私权受到限制是必须的，身份的叠加必然伴随着权力和权利的置换，公共官员就不自由，就需要避嫌。

　　从本质上说，类似于限制官员娱乐的规定乃是当前反腐工作的要求，不管是情妇反腐，还是官员娱乐会所的腐败，在客观上都要求反腐要向官员的私生活深入，毕竟像法官进歌舞厅招妓的案例发生之后，私权腐败都不得不让公众对官员的相关行为产生联想，从这个层面说来讲，所谓“避嫌”的意义就在此了。

　　当然了，大可不必担心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会让官员陷入不信任的自我认知，因为官员不是小学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理性判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相信那些本身就非常自律的官员，根本就不在意这些规定，而对于那些“常在河边走”的官员来讲，这怎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规定呢？

　　其实，约束官员行为，让公共官员让渡私权并非“中国特色”。横向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皆对官员的私权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就被人追问是否吸食过大麻；纵向来看，中国古代也对官员的私生活进行严格限制，比如清朝就不允许官员进入古玩铺。因此，禁止官员进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并非苛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更是一种通行法则。

　　说到底，官员的身份不止是公民，更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体现着职务行为的现实考量，对其进行约束并无不妥。而之所以会引起舆论反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于法无据，从而让部分人拿着公民的身份来打量，这就需要在下一步的民事立法当中，对以官员为代表的公众人物的私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将需要舆论监督的私权从公民私权当中剥离出来，从而解决舆论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