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起拆迁纠纷，上海市民童某将黄浦区区政府告上了法庭。出乎童某意料的是，坐在被告席上、与他对簿公堂唇枪舌战的不是律师，也不是区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是黄浦区政府的区长彭崧。

　　一区之长站到被告席上，是需要勇气的，被问得张口结舌怎么办？对情况一知半解怎么办？理屈词穷了下不了台怎么办？

　　置身于法庭之上，就处于风口浪尖，而一旦站上被告席，想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法庭讲证据，容不得你说官腔打圆场，官场上那套研究研究、调查调查之类的空话在法庭上不管用，因为你代表的是当事的另一方，必须给出清晰的回答。哼哼哈哈不但有损形象，也可能会输掉官司。

　　区长站上被告席，虽然他是区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是职责所在，但他同时也把个人的形象和一地政府的作为、公信力一起带到了法庭上，接受法律和公众的审视。对情况了不了解？对可能面临的质询有没有准备？对自己的行政行为有没有底气？几个回合下来就能见分晓。这种底气是官职高低权力大小给不了的，而是来源于事办得怎么样，是否合法。依法办事，哪怕结结巴巴也能打赢官司；行政乱作为，口若悬河，也无济于事。

　　当然，那么多民告官的案子，一定有事办得不好、以至于到了法庭上张口结舌理屈词穷的时候，但是个别官员的窘境，如果能换来官员对法律对民意的敬畏，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每个民告官的人都希望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一个能管事能拍板的大官，能让区长无话可说，这官司估计就赢了。可区长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把一个区里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区长再勤快，也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精通，不可能为所有的行政行为背书，区长能应诉拆迁的事，他还能应诉小摊小贩被乱罚款的事吗？他是一级政府的法人代表，应该负总责，但具体到每件事上，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被告角色，必须有人替区长分担这个被告的角色。所以，区长站上被告席，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立一根标杆，向官场也向社会传递尊重法律、依法行政的信号。区长都能当被告，什么科长局长，还能以工作繁忙为借口，派个工作人员或者让代理律师应付一下吗？区长愿意接受法律的检验，其他人还能拒绝法律的监管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区长其实是在为整个行政体制的依法依规办事站台：官司打在法庭里，功夫得花在法庭外。

　　公权力再大，也不能大过法律，官员的级别再高，在法庭上，他与任何一个原告都是平等的。法庭之上没有官员，只有原被告，只有是非对错，让官员回归为法律上的地位，其实也是在倒逼他们在办事时把法律的准绳紧紧地捏在手里。这是对民众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公权力边界的一个清醒的认识，是公权力由自律到他律的过渡。这也提醒官员，政府的行为必须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才可能在法庭上理直气壮，最终才有可能被市民接受。我想，这也是黄浦区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意义所在吧。

　　这不是非要逼哪个官员上台的问题，如果一切都能依法办事，其实谁在被告席上并不重要；让官员口拙，下不了台，也不是目的，但如果官员是因为干了错事才支支吾吾的，那说明制度取得了效果。迎着这股潮流看，官员的不适应、不习惯、牢骚抱怨，都只是还不想放下权力的架子，还不想放下端起的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