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0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4版）

　　当初，设定最高零售价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利益。尽管，药企需要有其合理的利润空间才能有生产的动力，但是因为药品销售利益链的过长，药品的价格在实际销售中被层层加价，并最终让患者成为了各方利益的买单者。这种不合理的药品加价方式，自然是患者不能承受的。为此，有关部门出台了最高零售价。这个带有强制性的指导价格可以保证药价不会伤及患者的根本利益，会保证药品销售的链条不至于过于畸形。应当说，这种最高零售价的思维是基于对患者利益的保护。

　　但市场是多变的，无论最高零售价的出发点是什么、有多好，这个限价的规定总是带有计划的色彩。而计划是很难完全左右市场的，或者说很难在实质上合理地左右市场。对低价药设最高零售价就是如此。一旦药企发觉最高零售价挤压了其利润空间，让低价药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他们就会寻找可替代的，但是利润空间更为可观的药品，来代替低价药的生产。这样，表面上看，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的规定被遵守和执行了，但实际上，低价药根本就没有人生产了。结果，患者在无低价药可买的无奈下，必须买更为昂贵的同类型药，甚至根本买不到要买的药品，即便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一个原本想要保护患者的政策，最终却南辕北辙，伤害了患者的利益。

　　这就是市场的基本规律。对于企业来说，利润是他们生产的指挥棒。如果一种药品的生产不能带来基本的利润，那么就必须放弃这种药品的生产，即便这种药品被广大患者所急需。毕竟，药企是企业，而不是慈善机构。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当然需要监管企业的那些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但一旦监管之手触及了市场的基本规律，就会遭到市场的反击和报复。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低价药设最高零售价取代以日均最高费用，无疑在给市场更大的自主性和利润空间，相比于最高限价政策，这显然是对市场的一种尊重——尊重市场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认识到市场的主体，并给予这些主体充分的竞争自由。这是政府在监管和调控时应有的角色意识。政府是市场的监管者，而不是具体参与者。

　　既然是监管者，在市场面前就不能越位。而此前关于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政策，就有越位的嫌疑。一旦这种越位打破了市场的基本规律，那么市场一定会作出反应和反弹，而最终的结果就可能远离当初的设想与设计。当然，既然是监管者，在不越位的同时，也不能缺位，那就是对不规范的行为进行监管，对市场不能提供的进行兜底。

　　仍以最高零售价为例。虽然，对于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可以取消，但是对于那些价格已经虚高，利润已经惊人的药品，还是应该坚持对其最高零售价，不能一概而论。同时，对于那些即便放开最高零售价也无人生产的低价药，政府应该有其指定的药企进行生产，并适当地提供补助和补贴，以保证患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完整的保护。

　　因此，在看到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的新闻时，既要看到其中进步的一面，感受到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尊重，以及市场意识、角色意识的增长，也要看到在不越位的同时，还需强调其不缺位的意识。只有在坚持不越位时，坚持不缺位，政府在市场面前的角色意识才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