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备受关注的复旦投毒案，一审判决被告人林森浩死刑。一审判决之后，复旦177名师生签署请求信，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死刑立即执行。受害者黄洋的父亲表示并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

　　在这封《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中，同学们认为林森浩不是一个凶残的人，希望能给他一次机会重新做人，希望法院能够慎重判决死刑。有参与签名的学生表示，从人情的角度来说，黄洋的离开已经让他们非常难受，他们不想再失去林森浩，不能为了惩罚一个人而必须剥夺他的生命。若是站在与林森浩熟识的同学的角度，从情感出发，值得同情和理解他们。尽管如此，“求情”举动引起了巨大争议。

　　这种请求的方式并不罕见，而对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案件进行司法裁断上的争论，我们一点也不陌生。近年来，在数起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中，都可见舆情汹涌。药家鑫案、李天一案，到最近又因胡斌翻车事故而再度被推上舆论风口的“70码”案，等等，无一例外引来各种针对案情裁断的讨论，舆论的积极性已经超越了“围观”。

　　求情也好，争议也好，人们把自己对公正、道义、法理、情理、事理的各种理解，投射到案件的裁决之中，无形中也形成了舆论压力。有人渲染被告人的身份，有人描述受害人的处境，有人强调“富二代”的标签，有人得出“好人”的判断，有人得出“恶劣”的认定，见解不一，态度各异，唯一的共同点是，人们都在心中裁决案情。

　　我们相信，公正裁决不受外界因素影响。但不可否认，把社会影响力、“民意”与司法裁决拉上关系，建立联系，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反映。联署求情信，这177名师生不会不知道，这是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行为，他们在集体表达对法律、对司法裁决的见解。客观公允地说，这种认识、心理并不罕见。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类似于“全村村民集体请愿”、“全校师生联名担保”之类的集体行为，确乎被不少人寄予了希望，被当做一种可能有效的保留手段，用以表达“合情合理”的诉求。

　　在古代法时代，“法庭”就在人群之中产生，“法官”为群众推举德高望重者担任，“法律”是大多数人心中的公义良知。现代法律乃专业主义操作，职业法律群体以理性与良知操持司法机器，确保社会的公义良知客观化、理性化、程序化，标准恒一，态度稳健，是所谓“司法独立”的要义所在。然而，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一次一次的司法裁决，一次次地向社会传递法律的讯息，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正道，什么又是程序公正，无不是一次次的演练与习得，最终以确立社会对司法裁决的绝对信任，人们相信司法的“专断”，认同一切裁决之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求情的一次次发生，却是要让人深思的。

　　我们无以否认各种求情与争议，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反应。在根本的意义上，司法要让人看到那些专业术语之外，普通人的常情常理早已灌入其中，不必置疑，无法求情，于是每一次司法裁决都是让人无话可说却充满良知与情理的审判，法律之树唯是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