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5月8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的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3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在今年7月1日前向社会公布本级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3版）

　　在我国，基本药物一直实行政府定价，即政府对基本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进行限制，同时根据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进行动态调整。显然，这主要是为了控制患者的用药成本，缓解民众“看病贵”问题。基本药物实行政府定价，正是为了保证医疗的公益属性，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医疗公益属性的一种体现。

　　但政府定价也有弊端，突出表现在低价药“降价死”“玩失踪”。譬如，从去年7月起，全国各地出现了甲巯咪唑（抗甲状腺药物）“药荒”问题，而国产甲巯咪唑每瓶100片，售价仅为1元到2元，平均每片1到2分钱。显然，定价超低、药企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正是低价药“玩失踪”的主因。

　　与其让一些药品保持超低价而出现“药荒”，不如让其适当涨价以保证市场供应，这就是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的务实逻辑，也是“两弊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有药可买，哪怕价格高一些，总比无药可买要好，治病救人毕竟是第一位的。

　　有人可能担心，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限价，它们岂不要变成高价药？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一方面，正如国家发改委所明确的，只有日均费用不超过3元的西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中成药才被列入低价药品清单，允许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价格；另一方面，某种药品的价格涨到一定程度，利润较为丰厚，必将吸引更多药企参与生产，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其价格自然会回归正常水平。也就是说，放开低价药的零售价后，其价格会上涨，但不至于涨到很贵的程度。比如甲巯咪唑涨到每瓶3到5元，仍然是低价药。

　　需要明确的是，既然这些低价药列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么保证其供应就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可以通过取消一些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来鼓励企业生产，但要看到，还有一些低价药，因是专门治疗某种疾病的特效药，而这种疾病并不常见，药品的市场需求量很小，即使允许其涨价，药企还是无利可图，不愿意生产。

　　那么，对于这些不能靠市场机制生存的低价药，政府就应拿出财政补贴支持药企定点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为了解决甲巯咪唑“药荒”问题，工信部和北京市经信委安排1000多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药企技改和生产，至今年1月，甲巯咪唑“药荒”问题已经解决。

　　一方面通过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让药企愿意生产并获得合理利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定点生产用量小的低价药。前一种是市场手段，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尊重；后一种是行政手段，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体现政府的责任担当。如此“双管齐下”，相信低价药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