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2008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袭击深圳。初步统计显示，暴雨中当地150处道路积水，20处片区发生内涝，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约2000辆汽车被淹。（5月12日《广州日报》）

    每次暴雨来袭，公众最熟悉的几个词汇莫过于“史上最强”——这是形容暴雨的空前程度，隐含着天灾无法抗拒的宿命论。“看海”——汽车被淹，交通中断，全城几乎成为死城。“悲剧”——几乎每次暴雨，都会带来人员伤亡的悲剧，有无辜路人被冲进无盖下水道或者河道的，也有因为公共电线漏电而被殃及的。从这几个词汇当中，能够汇总一条铁打不变的规律，那就是暴雨总是在突发事故的无可避免性中打转。

    深圳暴雨之后，市民呼吁加强排水管道建设，这个呼吁不仅在深圳，恐怕在全国各地都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了。然而，年复一年的城市内涝现象不仅没有得以改善。内涝治理与民众期望之间的责任链条断裂，恐怕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据媒体报道，深圳地下水道，仅仅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这显然扛不住几十年、几百年一遇的暴雨。然而，这个标准为何始终没有得以提升，这其中除了之前的历史原因外，还有多少规划、建设中的人为责任？

    内涝发生，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是否应有人为此负责？这个命题需要的答案很少有地方清晰给出。在公众记忆中，2010年，南京3官员因暴雨被问责，然而类似案例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暴雨过后，一片风平浪静，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反而可能会有相关责任人，俨然成为亲切慰问受灾群众的正面主角。

    让内涝问责也有暴风雨的力度，该来就来，来就来得更猛烈一些。内涝问责应从现在开始，首先，内涝治理的职能部门必须下军令状，将内涝治理的年度投入、治理进度向社会公开，尤其是相关责任人的名单更要公布。如果到年底各项承诺都打了水漂，相关责任人该负什么责，公众一清二楚，有关部门也可以按此进行问责。责任清晰可以让社会各界看到有关部门对于内涝治理的决心，依责查处则能体现有关部门内涝治理的行动力度。

    如果有了完整清晰的责任体系，那些没有盖子的窨井就不会长期无人管理，危险的河道也早就竖立了警示牌，内涝高发地区在暴雨之前，也许就能提前采取防水举措，比如居民大门口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设备，等等。这些举措和想法，恐怕之前不是没人想到，而是没人愿意为此负责。外面的风雨再大，吹不到官员的身上，本应负责的职能范围捅了大娄子，官员就仿佛有保护伞罩住，内涝自然会一年比一年严重。

    公众和公共资源为此付出的代价，需要有责任人来买单。遗憾的是，哪怕是之前因暴雨内涝问责官员的地区，也没有形成常态化机制。显然，毛毛雨式的零星问责吓唬不了渎职不作为者，只有让他们感受到问责如同暴风雨般猛烈，自己的乌纱帽会随着内涝暴雨而冲走，内涝问责才能形成制度化的治庸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