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邯郸交警与市民街头对跪”的信息和图片在网上疯狂传播，警方称事发地为邯郸邯武大桥东口，系一名司机涉嫌酒驾被交警查获后，他的老母亲跪地为儿子求情所致，交警也跪地耐心解释。当事警察回应说，自己下跪是为了体现平等对话。

　　交警与百姓当街对跪一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盛赞交警这样做是“理性执法的标志”，也有人说这是“情与法的较量”，还有一些人看到了交警的无奈。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面对老人的跪下求情，代表公权力的执法者向老太太下跪，以对跪的方式体现平等和尊重，这与过去的执法方式着实不同。

　　应该看到，这种不同有它积极的一面，至少说明在现代传媒与舆论语境下，一些执法者已经有所顾忌，并且近乎本能地努力减少误解和批评。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批评足够有力，正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消极的一面审视，交警与老太太在大马路上对跪，一个不断磕头求饶，一个跪地“耐心解释”，其中的悲情意味、无奈色彩以及沟通无效性显而易见。它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比如，以往执法过于随意，弹性过大。为什么老太太情愿当众给交警下跪？一方面是法治意识不够，老太太既没有阻止儿子酒驾，被警察查处后又企图以不顾尊严的方式帮助儿子逃脱处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以往的一些执法案例中，下跪磕头求情往往能够奏效，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时能发挥作用，找人打招呼批条子有时可以平事……执法的随意性以及巨大的弹性，给了一些人很大想象空间。

　　其实，此类现象出现在交通违法违章并非个例，在生产经营、商品买卖、工程施工等许多日常办事过程中，人们习惯于给手握职权者“递烟”、“说好话”、“打商量”，而且一些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这就是中国社会浓郁的“求人文化”。孩子上学要求人、找专家挂号要求人、买车买房子要求人、遇到交通违法违章了更要求人。有门路的，打电话七拐八弯找到科长局长，试图以人脉资源寻求开脱；没门路的，对具体执法者递烟、赔笑脸、说好话，指望对方一高兴、一心软，便高抬贵手，给交警下跪的老太太大抵属于此类。

　　问题是，现代法治文明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法律的权威。在对跪事件中，无论百姓怎么求情，交警都没有罔顾法律、放过酒驾者的权力。但是，面对一个老人的当众下跪，他也没有泰然处之的道德优势。于是，对跪似乎就成了最可靠的办法——网上点赞声不绝。可大马路上的对跪，毕竟是一种法治不彰的病态。是法律普及、法治意识不够造成的认识鸿沟和怪胎。对此，大家也绝不能盲目力挺。如果对跪成了执法的一种常用方式，无疑是法治文明的耻辱。

　　执法者与市民的街头对跪很扎眼，无论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状态。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社会治理也好，城市管理也罢，严格按照法律规程办事。执法者不徇私不枉纵，谁打招呼也不顶用；百姓自觉守法，哪怕违法了也依法调解处理，不胡闹不求人不谄媚，整个社会共同遵守和信仰我们的法律和制度。说到底，就是要以法治文明扶正人治思维下的种种怪诞，驱散干扰文明执法的种种雾霾，实现社会治理的万里晴空，气正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