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只在春节期间归乡、团聚的“候鸟”们，他们在城里谋生时，又是否拥有真正“正常”、可与城里人相媲美的“健康”休闲活动？

　　节后上班已经数日，有关春节农村的议题还在持续。农村新春“豪赌”就是其中一个热点。继前几天媒体报道，“一年打工存不了两万元，没想到过年几场牌就输掉一大半——春节期间，安徽省的一些农村青年向记者反映，过年亲朋好友聚会都会摆上牌局，有人甚至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了个精光”后，又有媒体奉上新例：男子带4万元打工积蓄返乡，打两场麻将输掉大半。（《长江日报》2月16日）

　　有关农村赌博现象的披露由来已久，亦被一些农村问题专家作为问题加以研究。这背后所反映的农村消费娱乐方式的单一，以及相关基层治理的不足，确实值得探究。但如同其他春节乡村议题的集中“曝光”一样，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舆论是否也自觉地带有某种习惯性“歧视”倾向：农村的赌博之风是否是特有？春节里农村的所谓“豪赌”现象，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

　　当农村春节亲朋好友的“聚赌”被回乡者一览无余并放大，城市里那些往往隐藏于豪华包间、牌馆里的日常性豪赌，又是否被选择性无视？

　　有清醒者指出，在农村人春节亲朋团聚，休闲娱乐方式极其有限的背景下，热闹、带劲的“玩牌”有着某种必然性。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种更深层的现实，也即那些只在春节期间归乡、团聚的“候鸟”们，他们在城里谋生时，又是否拥有真正“正常”、可与城里人相媲美的“健康”休闲活动？所以，有人将春节回乡牌桌上的“豪气”，视为自己难得的体面与存在感，虽然看起来未免迂腐，但背后更“现实”的社会背景却不能不正视。

　　更进一步分析，一些批评农村赌博之风的，真的是在反感赌博行为本身吗？至少新闻跟帖背后，诸如“农民工都这样，钱挣的不多赌的还大”的留言不在少数。或许，他们反对的不是农村人玩牌、赌博，而是收入低的农村人不配“玩”那么大。民间素来有“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之说，玩牌上升到“赌博”确实已变味，还涉嫌违法犯罪。然而，那些泛泛吐槽者，是否因为他们的记忆还停留在农村玩牌“输了就钻桌底”的程度，一如不少人对于当下农村的想象，仍深嵌于“鸡犬相闻”“朴实无华”的美化中？

　　我无意为农村的赌博之风正名，这样的习俗的确需要改变，只是，在评价任何一种群体性现象时，若只是拿着一套自诩为“文明”的标准，作单向的道德审视，而无视更大、更本质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情境，所谓的观察与批判，说轻点是“空抒情”，说重点就是另一种隐形的歧视了。

　　在春节沉湎于牌桌的城市务工者，不得不遭遇被另一群似乎有更体面工作的“新城里人”的围观。然而，当他们都回到城里，是否会站在同一“战壕”，对于乡村里的“豪赌”嗤之以鼻、怒其不争？回家过年仍放不下手机，被视为是不孝敬父母；亲朋玩牌助兴，被标签化为“豪赌”、“输光半年积蓄”……仅有这些个案的拼凑，不仅无助于我们了解复杂多元的农村，更会模糊社会对真正严肃农村议题的聚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