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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政务服务的高效,势必就要让民众清楚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并且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而不是优先给领导打电话,笃信“领导出面事情才好解决”。
近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布了两区四县的四套领导班子共152名官员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据资料显示,利用媒体平台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不只四川眉山,长沙、河北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公布过。这一举措在各地落实过程中都引发过热议。(《京华时报》11月23日)
自2007年6月开始,眉山就先后多次公布当地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此做法并没有因为当地主要领导的调整而中断,从政策的延续性看,显然是做得不错的。然而,即便持续了多年,这一做法更多仍是在靠惯性维持,而非制度约束力。结果缺乏明确反馈,对公开的号码打不通的问题,也无具体的约束措施,甚至还有部分官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被公开了。
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公布官员个人手机号码,与其说是试图达到实质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效果,不如说意在展现一种开放的官方态度。问题在于,这种高调的方式,一旦缺乏后续的制度维护与执行,就很可能过犹不及。公开的电话“各种打不通”,显然会让人对政府的诚意产生疑问,引发是否作秀的疑问,因为缺乏具体的制度规范,也可能弱化信息公开在官员心中的严肃性。
较之于前些年,舆论对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关注度明显在下降,除了因为“见怪不怪”,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社会对此做法的认识更趋理性。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潮流,主要形成于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后。囿于当时网络问政和信息平台没有现在发达,这一做法可视为是地方政府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行动,不管效果如何,至少代表了一种积极态度。但在各类网络问政平台层出不穷,增进政务沟通、降低民众问政门槛完全有替代工具的今天,公布官员手机号码已不再是最优方案。
从政务微博到政务微信,再到近年来所提倡的“互联网+”政务,助力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类平台建设可谓方兴未艾。这不光为了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跟上社会信息交流工具的升级步伐,更试图打破过去那种单向度的政务沟通模式。相较于公开领导的手机号码,无论是微博、微信问政,还是各类政务信息平台,都需要专业化的团队运营,除了接收民众的意见与问询,及时反馈处理进度,还要主动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实现政务服务与民众的双向互动交流。而这也是现代政务服务的应有范式与发展的方向。
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布官员手机号码,所默认的“有事找领导”,至少在理念上与现代政务服务所倡导的专业化、扁平化有出入。民众一遇到问题,习惯找领导解决,就是常规化的政务服务机制未能满足民众需求的表现。要实现政务服务的高效,势必就要让民众清楚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并且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而不是先给领导打电话,笃信“领导出面事情才好解决”。这既不符合现代政务服务的分工与协作精神,也影响到政务服务效率的提升。
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不是不可以,但要做好政务公开却不能止于此,更要看看其他的政务沟通是否真正做好了。若民众对领导手机号码的需求依然强烈,只能说明常规性的政务公开与沟通机制,依然不够健全。而只用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来展现政务沟通诚意,也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失之粗暴与浅薄。何况,官员的办公电话确实应该公开,但个人手机号码,毕竟在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界定上仍有模糊,是否应当一并公开,也还存在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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