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增收压力不断加大，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农民工按劳取酬、按时取酬尤为关键，拖欠农民工工资“回潮”的势头必须坚决遏制。

　　从2003年熊德明讨薪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到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定下16条“硬措施”，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直被社会广泛关注，国家相关部门也下了大力气进行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每到岁末年初，问题依旧会显现出来。尤其是最近两年，还出现了“回潮”的势头，如一项来自人社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突发事件11007起，同比增幅达34%。

　　这两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回潮”，背后实际上有新老问题的叠加。与前些年宏观经济较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相比，这几年随着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已成为坚硬的现实。在这种形势之下，农民工务工较为集中的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煤炭、钢铁等行业或面临成本抬高，或面临产能过剩、库存高企等情况，一些企业在艰难处境中苦苦支撑，就动起了“歪脑筋”，把成本和压力向处于弱势的农民工身上转嫁，导致欠薪情况的发生。

　　与之相对的是，一些老问题没有得到“釜底抽薪”式的根本性解决，导致农民工讨薪“还是熟悉的味道”。一方面是工程建设领域层层发包、分包、转包的情况依然存在，导致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复杂。一旦开发商、承包商、劳务分包等主体之间发生纠纷，比如开发商不给承包商结清工程款，或者承包商不给劳务分包工程款，再或者工程质量有问题产生纠纷，极易导致工钱无法按时足额发到农民工手里。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劳动保护和用工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大部分只有口头协议，甚至有些农民工“随大流”跟着老乡、熟人打工，连谁是老板都不清楚。现行法律为农民工撑起“保护伞”是建立在规范的书面劳动合同之上的，但现实当中很难落实。

　　此外，还需特别关注农民工“异地讨薪”过程中遭遇的地方保护主义。现在农民多以跨省或本省内跨地级市务工为主，一旦遭到恶意拖欠工资，追讨难度非常大。一些农民工异地讨薪遭遇多个部门之间的来回“踢皮球”，各个部门相互推诿，没有一个部门真正担起责任；一些农民工在异地讨薪甚至遭到暴力威胁伤害，如2016年11月底，四川农民工在贵州安顺讨薪，遭遇20多名暴徒拿砍刀、棍棒等追打；还有的地方认为帮异地农民工讨薪无关本地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还会“得罪”一批纳税大户，因而置之不理。

　　除此之外，农民工讨薪成本高。为了要一个结果，农民工往往要到相关部门跑几次甚至十几次，付出了大量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法律援助成本，甚至还要面对暴力威胁。一些不理解的人认为讨薪农民工影响了城市形象，也给农民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当前农民增收压力不断加大，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农民工按劳取酬、按时取酬尤为关键，拖欠农民工工资“回潮”的势头必须坚决遏制。

　　一是“硬措施”一定要硬起来。历数国家、地方层面出台的关于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规定、制度不在少数，仅国务院在2003、2004、2006、2010、2016等年份就出台了多份文件，其中2016年提出的16条包括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在内的“硬措施”受到广泛关注，但成效依然不够明显。原因在于，这些“硬措施”到了一些地方并没有真正“走出会议室”，也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二是“责任主体”一定要实起来。农民工讨薪清欠工作涉及的管理部门，既有劳动部门，也有法律部门，还有工会等。责任主体不明，极易发生推诿，许多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感觉自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这表明，一个直接针对农民工讨薪的责任主体迫切需要实起来，哪怕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让农民工能“一站式”找到责任部门，最大限度减少讨薪成本。

　　三是“人身安全”底线一定要划好。与农民工讨薪一直伴生的就是各种暴力威胁，人身伤害。一些老板雇佣社会闲散人员对讨薪农民工进行殴打伤害，这是涉及人身伤害的犯罪行为。必须要有底线意识，加大打击力度，让不法分子有所畏惧，保证农民工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按劳取酬，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却成了社会长达十数年悬而未决的“年经”，这不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偏差。应该明确的是，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讨薪也只是想拿到自己合法的劳动所得而已。因此不应成为降低成本、转嫁压力的“冤大头”，也不应被视为影响社会治安、增加麻烦的“包袱”。还他们以应得的报酬，不单关系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更关系到一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再任其工资拖欠问题无序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