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天津的这一幕人间惨剧，本是不该发生的意外。按照我们通常的思维，人们首先要去追问商场的责任。可是，人家的护栏高度是达标的，孩子也不可能爬上去。这一条“问责”的路子被切断后，人们想到的是带孩子的人。如果当时带孩子的是家中保姆或者是其他人，那肯定是对方的全责，应该为过失杀人承担刑事责任。可是，当时抱着孩子的不是别人，而是孩子的父亲。

　　这就比较难办了。因为，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到这个父亲的角色。这起惨剧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可怕的意外事故，而对孩子的父母来说，可能是终生无法走出的阴影。这一生，活着的那位父亲也许不再有灵魂。既然他是此刻最痛苦的人（死去的孩子已经无法感知痛苦），他也承受了丧子的代价，那么，我们对他就应该只有同情，而不能有丝毫谴责，要不然就是太过残忍。

　　让家长为孩子的死亡承担过失杀人刑责，这在我们的“道德”里，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我们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家长只要不是故意杀害或者故意虐待孩子，那不仅是可以免责的，而且是可以被社会同情的。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识，是因为我们没把孩子看做独立的个体，而仅仅是作为家长的附属物品，一个人因为过失致使自身“物品”不幸消逝，当然没有追责一说。

　　回顾过往的不幸事件，绝大多数的儿童意外事故，都是因为监护人的不当监护或者失职失责造成。在社会上的好心人事后表达悲悯之情时，真正该问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没能管好自己的孩子？父母二字，意味着责任，负责生，更要负责养，负责管。但是，从没人考核过某男某女为人父母的能力，也没人可以剥夺他们的监护资格，哪怕他们亲手将孩子置于危险之中，他们的责任也仅仅是，在事后追问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以及他人的冷漠。

　　让小孩隔着护栏玻璃在四楼往下看，已经是必须制止的危险行为，这个父亲居然把孩子抱到栏杆上面趴着看，而且一次抱两个。这不是太自信，而是太无知，太没有安全意识。虽然他是两个孩子之外，整个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他同时也是这起惨剧的直接酿造者。他应否为此承担刑责？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换个人就可以了，假设他不是父亲，他还能免责吗？答案肯定是不能。既然如此，孩子是独立的生命，做父亲的过失致死，凭什么就可以免责？

　　同情是一种可贵的情感，基于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但是，滥施同情有时候也会坏事，因为它混淆了是非，把应该交给法律的问题，绕道交给了道德。因而，本应产生的警示效果无法产生，悲剧只是被解读为令人同情的悲剧，而不是失职父母的责任事故。这是不对的。一个父亲对孩子做了不可理喻的错事，围观者首先应该做的，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对做错事的父亲予以谴责，而不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为其不幸的后果，掬一把同情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