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星期二发布了有15名医务工作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消息，这个关键信息无疑来晚了。这个情况是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关键证据之一，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这种传染实际强度的概念。这个信息应当更早公布出来。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各地政府都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负总责，对维护社会稳定尤其责任重大，升级对疫情的控制措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的。即使有了疫情危急的判断，政府官员也往往倾向于推行一段时间“内紧外松”的政策，期待通过“内控”来稳定局面，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带来的损失。应当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思维。

　　然而现实是，第一，在互联网的大众民主时代，人们不接受政府的“内紧外松”治理方式，公众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大家不愿意、甚至很抵触自己的生活“被安排”，他们要求在涉及自身利益重大事务的知情权上与官员们是平等的，充分了解事态并自主做出个人该怎么做的决定。因此官方安抚公众情绪的做法总是不被舆论领情，反而招来猛烈批评。

　　第二，在公共卫生领域，信息是否充分公开会影响人们对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突发疫情的自我防护级别。如果让人们早些了解感染新型肺炎的真实风险，很多人就会变得更加小心，人们进出武汉也会多一分对健康风险的考量，那样的话，政府的防控作为也会得到更多配合，疫情扩散就有可能受到更加有力的抑制。

　　上述讨论的问题不能不说是这次应对武汉肺炎迄今为止的遗憾之处。它再次告诉我们，处理一个复杂事务时避免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是多么重要。现在主观主义成为了我们工作的大敌，真正弘扬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促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它实为各地不出大问题的护身符。

　　不过综观这几天事情的进展，应当说中国社会的综合表现还是比2003年SARS时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武汉肺炎的消息还是早早就流传了出来，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对新型肺炎的认识。这期间境外的反应也传到了国内，增加了我们内部的警觉。

　　从行动上说，17年前的SARS之役和后来的H5N1斗争等积累了大量经验，中国社会在认识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严重威胁后能够快速推出应急防控措施，我们的医疗资源调集能力和社会其他组织能力都处在了较高水平上，从而使得防控工作迅速形成全国性的基本格局。疫情在发展，并且撞上了春运，难题是明显的，但是社会并未出现集体慌张。

　　从目前情况看，新型冠状病毒比SARS的致死率似乎要低一些，但愿接下来的情况会持续证明是这样。2003年的SARS共造成中国大陆地区5237人感染，349人死亡，我们希望这一次疫情最终造成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小于SARS，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样小于SARS。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