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GDP同比增幅为6.9%，为2009年1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充分表明中国经济仍处下行通道。

　　从全世界范围看，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在身处内外需疲软等多种不利经济因素影响之下，能取得如此高增幅确实不易，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贡献。同时，经济增速高低起伏本身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国家统计数据一出炉，却依然引来各界不少人将目光聚焦宽松货币政策上，对央行第4季度降准寄予很大预期。不错，经济增长是要靠货币政策做一定支撑，但经济数据一下降就想到央行降准来刺激，这种经济思维是有害无益的。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预期，那是因为中国近几年，每到GDP增速下滑的时候，央行都采取了包括降准降息、SLF、PSL、再贷款等若干货币刺激政策，由此在经济界已形成了一种认识惯性，即GDP下降，央行一定会有降准政策紧随其后。所以，此次国家统计局发布GDP数据下降，社会各界即形成了央行降准预期，亦属在所难免之事。

　　在笔者看来，央行降准与GDP下行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央行降准主要基于外汇储备、物价指数、市场货币供应量、实体经济供需状况等因素。从目前看，有两个因素会为第4季度央行降准提供一定可能：一是据央行最新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下降幅度再创历史单月最大降幅，央行外汇占款已连续8个月下降，导致基础货币减少，9月份M2增速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外汇占款下降造成紧缩效应的体现。往后由于外贸形势短期内难以扭转，还可能会呈负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基础货币总量，需要降准释放货币供应量来弥补缺口。

　　二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1.6%,重回“1”时代，物价水平降低表明中国有陷入通缩危险，同时也为降准提供了空间。但这两个原因只是为降准打开了预期“窗口”，央行降准过多过猛，也要受外贸出口形势及国内物价反弹趋势等多种因素制约，且也没必要非得通过降准方式来解决，因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手段较多、方式灵活、技巧成熟，可高频率地使用SLF、PSL、定向降准、再贷款等手段来达到解决货币供给相对不足问题，且这也是将来货币政策调控主基调。最近央行对信贷质押再贷款扩围，就是提高货币对冲能力的有效方式。

　　尤其，当前另外三种因素也不支持央行大规模、频繁降准：一方面，当前市场货币供应量总体充裕，不需要降准来大量释放货币流动性。据央行资料，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达到13.1%，人民币贷款增加9.90万亿元，前期降准降息、调整存贷比口径等“微刺激”措施已经释放出更多流动性，货币政策微调初见成效。另一方面，银行对实体经济信贷供给总体不足，这种不足是建立在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疲软基础之上的，不是银行单方不愿意放贷。因此，即便反复降准释放再多市场流动性，只要国外经济局势不改观，实体经济信贷需要疲软现状就无法破解，银行信贷“资产配置荒”现象就不可能消除。再一方面，降准要考虑流动性流向的合理性，目前银行不仅存在“惜贷”、“怕贷”倾向，而且更存在资金流向股市、房地产及其他产能过剩领域倾向。

　　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暴涨暴跌，其实与银行信贷资金推波助澜存在很大关系；最近房地产升温及房价上涨，也与各级政府和银行使尽浑身解数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使不少信贷资金再次流向了房地产业。显然，如果再降准，央行及监管部门缺乏配套的资金流向引导机制，恐怕实体经济很难享受到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惠”。

　　因此，GDP破“7”，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社会各界，都应懂得这是世界经济疲软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种必然趋势，更应提高对其容忍度。而且，GDP下行也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它是建立在经济总体提质增效基础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大可不必为此担忧，更不能一看到GDP数据下降，就要求中央政府采取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一味指望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想法是很危险的。对此，笔者认为，尽管GDP破“7”，只要基本经济面和就业状况不恶化，都是可以接受的；当前货币政策总基调应体现精准发力、微刺激和支持经济薄弱环节三大主题上，在确保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基础上，把调控关键放在调整信贷结构、盘活存量，而不是一味再追求货币总量上的过度增长。同时，进一步出台各种配套货币政策措施，引导商业银行将资金真正注入需要资金“供血”的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身上。唯有如此，才不会造成市场流动性过剩及经济大起大落，从根本上夯实基本经济增长面，确保经济止跌企稳，实现经济良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