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出门去单位，骑着共享单车去地铁站；中午，用手机打开APP点一份外卖；夜里，加班晚了，通过网约车软件，打车回家……这是当前许多上班族一天生活工作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分享经济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随着就业门槛越来越低，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也成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现状：新型经济模式带来新课题

　　从2016年4月开始，如果没有应酬，李旭国都会在吃完晚饭后，穿上代驾公司统一发放的背心外套，9点左右来到北京双井桥下，开始兼职代驾。

　　40岁的李旭国，是一名央企员工，平时上下班时间规律。“选择代驾，是因为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还能挣些钱。”李旭国说，每天晚上他可以接2-3单，兼职时间已超过一年。

　　从网约车软件、代驾软件，到共享单车，近年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被这样的分享经济模式所影响，或借助平台享受服务，或利用平台提供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第三方支付的兴起，分享经济借助网络等渠道，构建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的使用权暂时性转移，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社会化。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分享经济市场中参与提供服务的人数约6000万人左右，其中平台型企业员工数近600万人，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6亿人。据估算，平台型组织雇用1个员工，创造9个工作机会（岗位），撬动100个人参与其中。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分享经济服务提供者有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表示，工业经济条件下，人们所有的收入只来源于一项职业，并且这一职业需要和对应的机构之间签订稳定的劳动关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分享经济的模式已跳出传统的劳动关系范畴。“每个人都有权利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包括体力、时间，以及非人力资本，包括拥有的房产、汽车、书籍等资产，来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在分享经济平台上就业，问题也就出现了：这些从业者与平台公司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是劳动关系？

　　释疑：管理制度成为重要判定因素

　　“上岗时要穿着统一工作服，佩戴工牌，上岗前还要经过相关内容的培训，还要签订工作协议，怎么说都应该构成劳动关系吧？”不仅是李旭国，记者采访的其他几名代驾司机均认为，他们与代驾公司应该构成劳动关系。

　　但法院对此类主张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自2014年起，全国发生多起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纠纷，请求认定劳动关系。劳动者主动提供了工作服、工牌、工作协议等证据，主张劳动者虽然有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和灵活性，但仍与公司之间存在人身隶属关系。法院在审理后，均作出“非劳动关系”的判决结果。

　　“这实质上是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方法，与现有分享经济模式存在冲突的结果。”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会长姜俊禄说。

　　“认定劳动关系最核心的标准还是管理标准。”一名不愿具名的法律从业者表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是认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核心。“穿工服、戴工牌，统一收费标准等形式，只是劳动者提供服务的形式，不足以据此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实践中，判定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为2005年印发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通常有“三要素”，一个是主体，即用人单位和自然人；一个是管理制度，主要指劳动者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还有一个是奖惩标准，包括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获得劳动的报酬和其他福利待遇。

　　利用判定“三要素”，很多传统的劳动关系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认定。但在分享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用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方法来判断，其中“管理制度”的因素因为移动技术的产生，发生了很多实质变化，使平台的管理变得间接和遥远。

　　“在分享经济下，平台通过移动技术对接需求方和服务提供方。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平台对需求方是没有控制的；对于服务提供方，平台表面上没有控制，但需求方最终选择服务的背后，是他在众多服务提供方中通过技术层层‘筛选’与‘锁定’后的结果。”姜俊禄表示，只要有“筛选”与“锁定”，就会产生一个与服务提供方相关的“服务标准”，例如代驾软件中代驾师傅的评分、接单数，网约车软件中司机的驾驶车辆、满意度。“而这种服务标准，在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中，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管理制度’的因素来判断。”

　　破局：“让子弹多飞一会”

　　“根据目前的案例样本来看，以分享经济的标准及运行机制本身，还不足以产生制定规定的基础。”谈到如何解决分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姜俊禄表示，目前在国内，分享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应该用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不着急下结论。

　　与其给它“带上脚镣”，不如“让子弹多飞一会”。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根据我国《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三个要件作为认定依据的话，那么对于P2P模式下的兼职行为就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以现有规定对创新性企业劳动关系进行规范，可能对其产生毁灭性的打击。“现在专车平台上75%的司机是兼职，如果要签订劳动合同，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将为司机支付大笔社保费用，负担工作中的一些必要支出，同时要承担相应的用工风险。如此巨额的负担，无疑会直接打击甚至摧毁刚刚起步的创新型企业。”赖德胜说。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不少人在网约车、外卖配送等平台从事全日制工作。姜俊禄认为，从分享经济的定义出发，此类“全日制工作”与分享经济定义下的“利用零碎时间工作”属于两种概念。“在平台下全日制的工作，就不再是‘共享经济下的就业’，而是一种‘全日制工作+互联网’的形式。”

　　对于这种情况，赖德胜认为，此类新型劳动关系的确立，既需要借助灵活性发挥就业效应，又需要稳定性维护和谐目标。“完善劳动法律体系，一方面根据新型劳动关系，分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比如《劳务派遣法》《兼职就业保护法》；另一方面，根据互联网时代的劳动特征，在劳动标准方面，对薪酬构建、劳动时间以及休息权予以规范，比如《工资立法》《工时立法》等。”（赵泽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