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从重处罚；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

    一段时间以来，性侵幼女案频发，已成正常社会不可承受之重。此番，最高法等联合发布针对性《意见》，显然意在以法理层面的正本溯源，来为未成年群体构建最坚实的维权地基。

    通观此次《意见》的行文措辞，其所传递的最强烈信号，乃是宣示了对幼女的“绝对保护”。在此背景下，今后案件审理环节，犯罪嫌疑人辩护难度势必陡增……须知，这绝非是“重典治乱”逻辑，而是综合考虑到，性侵幼女事件中双方的行动力、认知水准、举证能力等等因素，而预留的理性倾斜。

    法律既是对稳定道德观的确认，更是一套提供明确预期的缜密规则体系。最新的《意见》，相较于旧有文本表述，纠偏补漏之意味可谓十足。比如，“不以给付金钱财物与否，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一类说法，显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修正。因为，在过往“嫖宿幼女罪”，已一再成为犯罪者谋求减罚的后门。故而收缩该罪名的适用范围，对相关案件中的司法追责，注定是一大利好。

    《意见》的出台，必将导致嫖宿幼女罪的弱化。一方面该罪名被边缘化，从而事实上成为，极少会用到的例外条款；另一方面，环绕“幼女性侵案”的法律架构归一化，以“强奸罪”为主线的诉讼秩序，被进一步确立。经此梳理之后，警方破案、检方起诉、法院审判都变得更为简单和明确。更重要的是，法律体系实现了逻辑自洽和清理完善。

    凡此种种，《意见》所流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司法追责高效化的努力，对于捍卫幼女权利，都定然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