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和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即“限购＋限行”，并于翌日零时起执行。很快有舆论批评天津“不设缓冲期”，把限购当成治堵抗霾的策略，是一种“懒政思维”。

    一座直辖市限购限行，关乎1400万人口的切身利益，于晚上7时许突然宣布相关政策，策略性考虑太过明显。类似策略，我们经历过很多，比如以前上调汽柴油价格前国家发改委总斥涨价为谣言，有朝一日突然坐实；或者选择周末“人心涣散”之际，公布某个调查结论。这样做，可以减少公众的强烈反应，从而降低对社会可能造成的震荡。

    不难想象，如果政府提前宣布限购限行政策，设一个所谓“缓冲期”，一部分居民就会出现抢购私车的行为。抢购私车，既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明智决定，也可能是拍脑袋的非理性行为，其结果必然是私车上牌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与政府调控小客车总量的目标背道而驰，肯定为政府所不乐见。

    天津市调控政策出台，5个小时后正式执行，使很多人来不及作出反应。虽说政策宣布后，各大4S店人满为患，但5个小时内的抢购量毕竟有限。通过“突袭”策略，政府让限购政策几乎一步到位，获得较好的策略效果。

    但“突袭”的做法虽然取得效果，却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所谓“国家治理”，是指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参与的国家管理，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2008年，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各地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天津出台限购限行政策，显属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听证程序，既不符合“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亦难言“依法行政”。

    唯一可以为突袭辩解的，是它避免了公众的非理性反应，但公众之所以对公共政策有非理性反应，原因就在于政府公共政策动辄居高临下。一直以来，不少政府决策成为少数决策者的事，公众无缘置喙，也就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分析、理解、后果预期，人们对政策的反应自然情绪化。政府反过来以公众非理性反应为由搞政策“突袭”，结果就在政策“突袭”与公众非理性反应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政府的政策目标与民意之间很难形成交集，老百姓对政府缺乏基本信任，自然也不会有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和服从。有时候，信任危机会转化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类似厦门PX项目、什邡钼铜项目的情况不断重演。汽车限购限行政策，看似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其实没有民众的主动配合，政策执行也会成本增加、效果被打折扣。成功的政策“突袭”，其实是一种只求一时便利的战略短视。

    真正有远见的做法，是把公共政策建议提交给公众公开讨论，争取共识，然后付诸施行。公众参与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理性建构的过程，人们通过参与政府决策，逐渐“知书达理”，知道社会面临的问题，对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得失有较准确的把握。对于出台的政策，人们会相对坦然地接受。

    培育理性公民，构建公共理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不做，永远没有成功之日。迟做不如早做，现在就做，是一种战略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