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单向度事件，户籍上所附着的城乡、区域差距，以及不同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使得户籍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难题。建成新户籍制度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需要置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语境之下。

    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关于“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法非常重要。目前，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3%，远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水平，根源之一即是长期以来的旧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成为农业人口顺畅转移为城市人口的重大障碍，而且积累了较深的社会矛盾；在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城市中则出现了日益庞大的处于夹生层的农民工群体，成为社会管理难题，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半城镇化”现象。

    无论是从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还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变迁角度来看，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向城市的适度集中，都有着较为积极的作用，渐进式、分层化的改革很有必要。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入手，以“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路径和要求，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

    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单向度事件，户籍上所附着的利益，城乡、区域历史性差距，以及不同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使得户籍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重点、难点问题。改革犹如啃硬骨头，要攻坚克难，顺利推进，就需要在系统性、协同性方面进行考量。当前，“城镇化不是大拆大建”“农业人口市民化不是赶农民上楼”等正在成为普遍共识，落实到制度设计上，新户籍制度必须有其他方面的制度配合和全局建设，如财税设置、公共服务、医疗服务等。

    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开放的户籍更需要配套的公共资源配置，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必然带来巨大成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在成本分担上更需要科学合理设置；第三，人口流动必须以合法稳定的居所、职业为依托，并应该保证双向、多向流动通道的顺畅，相应地，人口管理的创新、土地流转的合理化，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建成新户籍制度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需要置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语境之下，唯此，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