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大城市而言，控制人口规模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从“严控准入”到“以房控人”再到“积分入户”，尽管手段不断翻新，人口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城市管理者。地方两会后，各地陆续采取措施调控城市人口，引发舆论再度关注。

    某种程度上，城市人口数量调控很像近年来的房价调控，屡调屡涨。不仅仅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杭州、武汉等不少二线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远超当地2020年的控制目标，由此带来了交通拥堵、资源紧张、雾霾频发等严重城市病。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抬高城市门槛，或许能抑制人口膨胀，但大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无法消除。过度为城市户籍设卡，更会影响社会公平，引发公众不满。

    外来人口源源不断进军“北上广”，无非是因为它们拥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教育、医疗、就业等资源和职业发展空间。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多重职能过度集中，必然会引发人口膨胀，带来城市规模超大。换句话说，只有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资源差异，改变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才能使人口数量得到合理疏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美国，不同城市的发展定位泾渭分明，纽约以其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著称，华盛顿特区则承担着政治文化行政中心的作用，城市内基本没有工业企业，商场也并不多见。在日本东京，城市中心区人口不足四分之一，其余人口都随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布在周边7个卫星城。

    有舍才有得。在调控人口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改变“全能型”选手的发展思维。不少地方领导干部一面大声疾呼控制城市人口，一面又重复着“铺摊子、摊大饼”的城市建设老路，完全不顾及合理的功能定位和均衡的产业布局。究其原因，还在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执着追求，对各项发展指标的依依不舍。

    去功能化、去功利化，人口调控才能取得实质效果。今年，北京市明确启动一些中心城区的小商品市场整治和外迁，但这只是功能疏解迈出的一小步。能否明确不同城市之间的功能定位，分散过度集中的社会资源，外迁呼吁多年的科研机构、央企总部，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