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民小组60户，3月份有42户以各种名义置办了酒席，另18户正在筹备，这是辽宁省中部某县纪委调研发现的；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2万元，2013年人情随礼9600元。（5月19日《人民日报》）

　　古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借助适度的礼节往来，能够在彼此间传递感恩、敬重等情感诉求。但面对水涨船高的礼钱，情感互动的本意被不断异化，无力吐槽的又何止是新闻中这位山区的农民。逢年过节，在外打拼的游子被可预知的礼金开销拦住了回家的脚步；朋友结婚，人们装红包时预先算计“回报率”，一旦对方没有“加倍偿还”便心存芥蒂。《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人每年在人情消费上花费1000元—6000元（64.4%），但超过6000元的也占到近两成（19.1%），53.2%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负担重。

　　事实上，人情是人情，消费是消费，两者本不搭界，“人情消费”这样的组合已经透着尴尬。而其原由，大致有三方面。一者，物价的上涨，从客观上推动了礼金数额的增长；二者，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人们更加认同送礼这种简便的情感表达方式；三者，礼金在社会互动中的符号意义愈加明显，攀比炫耀心态让人们被绑架。

　　正如辽宁农村的送礼图景，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办酒席：父母过生、小孩满月、孩子上学、乔迁新居、订婚结婚等等，一些农村甚至于母猪下崽都要请客，频繁的礼节不但会抽空传统习俗的良善价值，其背后水涨船高的随礼也会让情感互动变得“面目可憎”，甚至衍生出腐败等“副产品”。遏制此风，已成当务之急。

　　在笔者看来，在农村、传统城市社区等这样还带着熟人社会影子的地方，防止人情消费的“破窗效应”十分重要。要知道，在这个小社会里，人们随礼的数额往往并非秘密，只要第一个人带头“涨价”，在攀比心理的趋势下，其他人也难免会跟着“加码”，久而久之，红包的厚度就会只增不减。

　　如何防止人情消费的“破窗效应”？湖南常德的做法可资借鉴。据闻，常德等地农村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民众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乡规民约”，有效地增强了民众的自我约束意识，避免了礼金的随意“涨价”，较好地抑制了过度“人情消费”。这样的尝试无疑值得其他地方“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