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民小组60户，3月份有42户以各种名义置办了酒席，另18户正在筹备，这是辽宁省中部某县纪委调研发现的；一个山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2万元，2013年人情随礼9600元，这是记者采访遇到的。在我国，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随出去的钱多，为保证不亏本，只好利用一切机会办酒席。

　　（5月19日《人民日报》）

　　自己花钱时扭扭捏捏，到了随份子时却如土豪——这便是“人情”的真实写照。动辄两三百，甚至千八百，国人的大方已然超越了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新闻中所报道到的农民一年收入2万，随礼却要随出去9600元，并不稀奇。笔者认为，“随礼”已经成了抽脂民生的恶习，更是阻碍公民社会成长的绊脚石。

　　如果说婚丧嫁娶的随礼，还可以在情理上理解，那么，孩子留辫子、新屋上梁和猪下仔儿也要大吃大喝，则已完全超乎了一个正常社会的理性尺度。更为悲剧是，无论你是生活在大城市，还是生活在偏远山区，随礼已经和纳税一样让人无法逃脱。为了面子，为了习俗，也为了大家都认为正常的“礼尚往来”，国人无不勒紧裤腰带给所谓的亲朋好友慷慨地送上内心里心疼不已的份子钱。即便每个人的心里是多么的苦不堪言，也在所不惜。

　　关于随礼，通常是这样一种循环逻辑：别人有事发了请柬让我花了钱，我一定要办些事情把钱要回来；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中国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随人情的社会。于是，大家都找各种由头摆餐收礼，搞来搞去，所有的钱都并没有进入到收礼者的腰包，谁也没有靠这种恶习发家致富，更多的，恐怕是被办酒宴的老板们赚了去。继而，地方经济和GDP获得了强大的“支援”。现在看来，“礼尚往来”究竟是不是传统美德，确实值得商榷。

　　从民生角度而言，国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还存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如此语境下，如何从根深蒂固的“人情世故”中打捞脆弱的民生，是个重要的社会命题。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很难不食人间烟火般地做到“不随礼”“不收礼”，但如果我们真的去做了，就会发现没啥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