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多地的医院、药房里，用于预防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潘生丁消失了。当这种供应数十年的基本药物消失后，潘生丁危机已经转化为需要这种廉价高效药物患者的危机，有患者辗转全国各地求药而不可得。已经形成危机的还有鱼精蛋白、银翘冲、维脑路通等大量廉价药，这些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廉价药已难在药店找到。一项对全国12城市4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有500多种，短缺的已高达342种。（10月12日《新京报》）

　　有疗效无“钱”途，廉价药品“被”消失，新闻披露了这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曾表示，廉价药品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

　　很明显，在药品生产供应这件事情上，利润成为了最大的指挥棒。无利可图、不能赚钱的药物，正在不断被医院及药厂抛弃，医生们开出几分钱廉价药物的处方可以成为新闻事件，已经深刻描绘出这个社会现实。但现在，这一切被视作为一种理所当然。据观察，这种廉价药短缺的新闻已经反复出现了5到10年时间之长，这个问题看起来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过。很要命的问题是，一些药物并不全是可有可无的，像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鱼精蛋白、他巴唑，都属于临床上重要的药物，甚至是一线药物。

　　生病的病人需要这些药物，但另一股巨大的力量却不断的试图消灭这些药物，一切皆出自于商业利润的考量。廉价药物成为了推广昂贵药物的绊脚石，老药看起来和新药已经势同水火，有你无我，这就是一种残酷的竞争关系。很多时候，一种药物被抛弃，不是因为它的疗效失去了优势，而是因为在经济利润这种金标准面前，它与别的药物相比，毫无竞争优势，只能被放弃。媒体曾报道，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布“求药帖”，他两岁半的女儿患肾母细胞瘤，术后正在等待化疗，急需“放线菌素D”救命。他发现另一个事实，“如果找不到这种药，孩子只能用国外替代药品，近6000元一支的价格将使更多家庭陷入困局，甚至放弃治疗”。

　　无利可图，药企有什么动力去生产？这是当下很流行的一种诠释思维。或许，这句话还可以翻译成，没有钱可赚的事情人们为什么要去做？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们，已经将之当成了一种信条。

　　不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医院，能不能因为病人的病不赚钱和少赚钱，就拒绝提供救死扶伤的医疗服务？

　　如果医学和药学是一门纯粹的商业，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对商人们而言，合法的赚钱就是最大的道德。但事实上，从政府保留了那么多的公立医院和国有药厂，并且每年愿意拿出巨额税金来扶持这个行业发展来看，这些行业不应该纯粹只是商业机构。

　　从社会的文明角度来看，即使这些医药机构是纯粹的商业机构，也应该保存有公益性的一面，不应该见死不救。人和人的关系总和中，竞争利已的关系只是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是和平牺牲的关系。当一个社会，偏执的只迷信竞争利已，这种过度就会造成悲剧。不赚钱的事情没人愿意干，就会让很多的病人濒临缺医少药的生存困境，这是当下很容易被忽略的现实。

　　为了生存和发展，被推进市场的药厂及医院可以赚钱，甚至是想方设法的赚钱。这是可以接受、而且正在发生的现实。但这些机构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使命，修建医院和药厂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赚钱，救死扶伤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可以生产更赚钱的药物，但也要给廉价的救命药留下一条活路，给生病的穷人留下一条生路。当然，在一切的角色和所有的态度中，政府角色和态度是最重要的，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间行为。针对某些一线临床用药的生产短缺，政府卫计委等职能部门应该牵头药企、医院，打造一个防止这些特殊药物短缺的保障机制，这才是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这些特殊的行业而言，服务于富人之外，也不应该拒绝穷人。不生产廉价药物的实质，就是在变相消灭穷人的药物选择权，有人会因为吃不起药而死亡，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很多时候，不能赚钱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答案就是当一件事情危及到生命的时候，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应该成为唯一的标准。药品的生产和医疗服务的供给，恰恰更容易体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