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春市在正式供暖的首日就中了“霾”伏，发布大气重污染Ⅳ级预警，重度烟霾让市民“以为谁家着火了”，中小学幼儿园昨均停止户外活动。入秋以来，雾霾悲剧又开始上演。为何年年喊痛却年年重现？就拿这秸秆焚烧的老问题来讲，日前环保部通报，在全国共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火点862个，比上年同期增加54个，带来我国大面积雾霾笼罩。由于秸秆粉碎农机装备不到位、秸秆处理成本负担等因素，时至今日，在许多农村，秸秆的主要归宿只能就地焚烧。

　　地头焚烧之所以肆无忌惮，正因为处罚轻甚至不会受到处罚。以1999年发布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为例，对违反规定焚烧秸秆的直接责任人，仅处以20元以下罚款。今年修订的新《大气污染防治法》虽提高个体处罚力度，但在没造成其他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对个体实施经济处罚额度仍然较低。同样，《消防法》、新《环保法》的一些问责规定，其“牙齿”主要“咬”向企业单位，在具体实施中，由于烟雾对周边人体的危害一下子拿不出数字证据，何况焚烧者自己也是受害者，执法部门嫌处罚收入低、处罚程序繁琐，同时带着对农民的同情心及法不责众心理，往往对焚烧个体不了了之；在秸秆焚烧严重地区，因管理难度大，有时拿农民也没办法。就全国来看，对于监管部门及人员的问责力度也很有限，法治建设的短板亟待加强。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村，乡村干部为制止农民上山砍柴，派专人看护山林也不管用，后来农村普遍使用价廉实惠的燃气，山上柴草就自然疯长。所以，要想彻底改变秸秆雾霾状况，根本出路是构建秸秆综合利用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只有让农民从禁烧秸秆中获得利益，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从根本上解决烧秸秆问题。

　　目前，秸秆综合利用途径较多，除燃料功能，还可转化为饲料、肥料、建材、纸张等。例如应用逐步广泛的生物质热能发电厂，以秸秆为直接燃料进行生物质热能发电，技术已不成问题，但70%以上厂家处于亏损状态，这还是在有电价补助、税收减免的情况下。可见，秸秆焚烧治理不但需要法律重典，还需强化资金扶持、增加科研投入、完善政策措施。

　　身处美丽乡村的秸秆，其前身是多彩田野的有机组成，应当让它变废为宝，趋利避害，只有我们积极对症下药，秸秆雾霾才能从根源祛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