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保障治霾不跑偏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雾霾治理都将是全社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项工作如果能和治霾挂上钩，就显得更加“师出有名”。

　　和治霾有关的工作，全社会都要支持，但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某一政策、某一工作和推动雾霾治理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客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二，良好初衷不能替代程序正义，治理雾霾不能成为僭越程序的理由。

　　说最近的两件事吧。2015年12月16日，上海市发布《上海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实施办法》。这一收费项目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征收雾霾费”。2015年7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印发文件，提出从当年10月1日起对石油化工行业和包装印刷行业征收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北京市已于2015年10月启动这一试点。

　　这一收费项目设计基于“谁污染谁负责”理念，意在通过价格杠杆调整企业排污。不过，1987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03年发布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法规，都有污染企业负责治理的条款。但污染日益严重的现实，却让人对这种条款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在一些地方，污染企业交的费已经异化成排污“通行费”。

　　如果污染企业交的钱都能用来治污，效果应该比较明显，问题在于，这笔资金的去向从来是一笔糊涂账。据中央电台《中国之声》披露，2003年至2013年，我国累计征收排污费1700多亿元。但截至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标准，而且监管部门核算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主要依靠企业自行申报。至于排污费花到哪儿去了，各地环保部门的网站都找不到答案。

　　另一件事是油价已经连续两次暂缓下调，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也和污染有关，“我国环保形势日益严峻，一些地区以臭氧、灰霾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污染日益突出，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充分发挥成品油价格杠杆作用，是促进资源节约、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油价如何影响用油数量，乃至最终影响污染状况，这需要实证数据支撑，而不能凭想象。目前制定和调整油价的依据，是《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满足什么条件，价格如何升或降，该《办法》都有明确规定。降油价的条件已经满足，却以治理污染的名义将有效规则弃之一边，对法治和诚信政府形象，都是不小损害。

　　适应治理雾霾需要，现行规则中不合理之处应及时修改，但修改必须遵循正当程序。治理污染当然重要，但如果“重要”可以成为不经程序而改变规则的理由，那么，恐怕也就没有稳定的规则可言。

　　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雾霾治理才不会跑偏。

　　其他国家如何摆脱雾霾

　　英国:1952年12月上旬，英国发生严重的毒雾事件，夺走超过1.2万人的生命，更多人患上了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或癌症。

　　1965年以后，有毒烟雾得到有效治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政府部门重视环境保护，以加大投入和加强立法方式不断改善和规范污染空气的生产、生活方式。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设立了无烟区，只准使用无烟煤、焦炭、电、煤气、燃料油，禁止使用其他燃料。地方政府根据法律有权禁止烟囱高度不够的建筑重建，烧煤的发电厂和重工业都迁往了郊区。

　　美国:1952年12月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洛杉矶市65岁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两天之内，65岁以上的老人又死亡400余人。

　　1955年，美国颁布了第一部联邦污染控制法《空气污染控制法》;1963年，制订《联邦清洁空气法》;1967年，制订《空气质量控制法》;1970年，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此外，美国肺脏协会还在每年年底发布《空气状况报告》，让美国人了解自己所在环境的空气质量，并从每个人做起使空气更清洁、更健康。

　　日本:日本环境省设有大气污染物质广域监视系统，对包括PM2.5在内的各种大气污染物质进行监测，将相关数据汇总分析通过网站24小时发布。2000年，东京都制定相关条例，规定达不到PM2.5排放标准的柴油机汽车禁止在东京都内行驶。

　　(摘自2015年12月30日《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