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至5月怀孕，预产期就是春节前后。对于孕妇来说，除了临产前的紧张害怕，还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过年期间医生不够无法手术，医院电脑系统升级无法录入信息而被拒收……猴年春节，四川省营山县25岁孕妇周红就真的亲历了此遭遇。对此，南充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表示“春节医生不够，很抱歉”，医院副院长则回应“缺少应急预案，要改进”。

　　医疗是特殊的行业，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犹豫与懈怠，这也决定了只要医院大门是打开的，便不得拒收病人，特别是急重病人。比如，该个案中孕妇临产，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危险，因为“拒收”耽误了救治时间，便有可能发生悲剧。“拒收”行为舍弃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职责，是对医疗伦理和医疗公益的最大伤害。

　　当然，医院电脑系统升级无法录入信息，乃至春节医生人手不够，或许都是事实，但这绝不是不去救治病人的理由。电脑系统不能录入信息，与医生救治病人没有丝毫关系，关联的就医手续完全可以等升级后再行补办，并不妨碍及时治疗。至于人手不够，临时通知医生做手术也并非不可行，事实上，该孕妇被拒后转到另一家医院，也只有一名值班医生，通过电话叫来另4名医生完成了手术。因此，此事归根到底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我以为，“拒收”应为医疗职业行为的禁区，面对患者，医院没有任何“拒收”的理由。否则，“拒收”就会找到N种借口，系统升级、医生休假、没有药品、无钱垫付……而“拒收”现象一旦泛滥，便会成为损害医患关系的又一扇“破窗”。事实上，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类似“拒收”现象并不鲜见。这些案例，要么是医院害怕风险，不愿意收治，要么是医生不愿意作为，有意推诿，但都是把小集体的利益、个人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前面，漠视了患者的切身利益，无视了医疗的公益使命。

　　从这个意义来说，对医院“拒收”患者，止于道德褒贬层面，作用注定微小。譬如该个案，孕妇被拒，医院道歉仅限于“说法”意义，自罚一杯不能替代医院、医生对“拒收”行为应担负的代价。这也从一定程度折射出捍卫医疗伦理法规底线的缺失。一方面，医疗法治约束还显得很软，医院“拒收”患者，只有造成较严重的后果时，才可能因为构成侵权，而承担民事责任，不仅成本低，追责的主体也还只是医疗机构而非医生，这无助于对“拒收”现象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当前患者投诉与维权以及评价渠道的欠缺，行政监管的疲软，都难以倒逼监管力量从医生从业资质、医疗机构利益等作出匹配的成本处罚。

　　一句话，医院“拒收患者”不能简单道歉了事，不仅行政的监管要介入，问责要跟上，个案之外还要及时完善法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