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5日国际在线）

　　刘院长对“号贩子”问题的分析，可谓周全的“临床诊断”。但公众若像相关媒体一样，将此解读为“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至少是不中听的。可能带来的误解是，“号贩子”赚了医生应得的报酬。这当然是曲解了刘院长的意思。然而，即便按照刘院长的建议，也并非解决“号贩子”问题的“特效药”，而是在扶医疗制度改革这个“本”的同时，祛“号贩子”这个“邪”。这无非反证了“号贩子”是依附在不健全的医疗制度上的一颗毒瘤。

　　问题在于，在人们对“号贩子”的深恶痛绝下，是不是等得起如此的“扶正祛邪”？对此，笔者以为，解决“号贩子”问题，目前只能先对症下药。如果要等到紧缺的医疗资源得到缓解，才能解决“号贩子”问题，是不是让人感到一筹莫展？换句话说，在现行医疗制度没有得到改革前，就只能容忍“号贩子”从中渔利？

　　刘院长所言的“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从最终目的上说，就是促使患者理性就医。但是，刘院长的思路是通过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逼退”部分不需要专家诊治的患者，或者还附带了约束“号贩子”赢利空间的作用。然而，这可能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当前患者对专家门诊的趋之若鹜，并非医院的独立现象，而是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下，人们对获得紧缺资源采取的普遍态度。在这种心态下，提高专家门诊的挂号费诊疗费用，或许让人更加觉得货真价实。而那些没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本来就不是“号贩子”的客源。

　　至于提高专家门诊的挂号费诊疗费，能不能约束“号贩子”的赢利空间，迫使他们知难而退？估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号贩子”手里的号源毕竟是少量的，相对于“不差钱”的患者来说，还会是供不应求。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刘院长的建议是不是更符合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对解决“号贩子”问题来说，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解决号贩子问题只能先对症下药，就是让“号贩子”没号可贩。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既然医院方面也发现了“保安和‘号贩子’很难不勾结，各家医院都有这种现象”，就应该在管理上堵住这个漏洞。另外，如何在挂号和就诊上严格把关，至少可以让“号贩子”无法“凭空”取号。在解决“号贩子”问题上，只能在治标的同时治本，在一系列现实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前，先采取有力手段直接对“号贩子”实行严厉打击。

　　否则，如果按照刘院长的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对解决“号贩子”问题来说，等于是先盖起医院大楼，建好了手术室，再去包扎一个正在流血的疮口。这显然让人觉得等不及。不仅如此，在公众原本就怀疑“号贩子”与医院内外勾结的语境下，将打击“号贩子”与医院和医生的收入相提并论，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不利于有待进行的医疗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