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下发通知，称要实行有序生育，并明确规定了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同时，规定如果在特定时间怀不上的话，名额将被取消。“怀孕排队”的霸王规定在中牟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不少学校都存在。（4月3日《华商报》）

　　“全面二孩”落地之前，“排队怀孕”在一些用人单位或明或暗地存在。“全面二孩”开始实施后，“排队怀孕”的紧箍咒依然制约着一些“想生”、“敢生”的家庭。当饱满的理想遭遇骨感的现实，“排队怀孕”在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生育权利的变相剥夺——“不能生”的无奈和艰辛，不可避免损伤了劳动者的体面和尊严。

　　作为一项新兴的公共政策，“全面二孩”利国利民；然而，“全面二孩”在执行的过程中，为何遭遇“变形记”？说到底，一个好的社会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遵守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范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范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排队怀孕”大都发生在中小学、银行等企业，在大学、公共部门却很少有女性职工需要“排队怀孕”。用人单位明明知道不近人情的“排队怀孕”会遭遇职工的质疑和批评，为何依然要“一意孤行”呢？如果女性员工扎堆生育休产假，难免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中小学、银行等用人单位职工性别结构失衡，女多男少——如果女员工休产假就招聘新人，自然会加剧用工成本；更何况，休完产假的女员工重返工作岗位，招聘的新人又该何去何从？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产假、哺乳假、陪护假等休息时长的设置上远远落后，英国女性职工的产假工资由国家支付给雇主，再由雇主发给员工；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民众一部分生育成本由公共财政分担。正是因为生育成本社会化尚未“落地”，用人单位承载着巨大的生育成本，导致他们不堪重负，最终在招聘和生育上给女性设置重重“门槛”。

　　面对“排队怀孕”，站在道德立场和法律角度进行批判固然容易，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生育成本社会化难以梦想照进现实，用人单位显然“独木难支”。“排队怀孕”是用人单位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将生育成本社会化的利益诉求呈现和表达出来。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生育成本全由用人单位来承担，既会导致女性在求职上陷入更加边缘化的境地，也会导致“排队怀孕”等看似荒诞滑稽实则无奈艰辛的失范行为。让生育成本社会化落到实处，才会多一些“想生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