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联手支付宝、芝麻信用，推行“先诊疗后付费”。芝麻信用评分650分以上的用户，免除所有排队付费环节，可以看完病回家再交钱。这项个人信用的社会化应用，为患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就医体验更加舒适快捷，也削减医院收费窗口的工作量，节约大量成本。（4月7日《人民日报》）

　　作为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项积极举措，尝试实行“先看病后付费”，显然已非广州妇儿医疗中心的首创。不过，因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医院联手支付宝、独立第三方征信机构芝麻信用等，通过一定的规则要求，方便患者不带钱也可享受挂号、诊疗、检查、拿药等全程服务，等回家之后再付清费用，则让这项医疗新举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其实，“开展先诊疗后付费模式试点”，早在2013年就再度被写入卫生部年度工作要点。只是当时，国家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这种模式要在全国推行，一些基本条件尚不具备。一是大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相对较低，这项制度更适合二级和以下医院，三甲医院不太适用；二是由于个别地区的患者逃费现象时有发生，还需社会信用体制的进一步健全；三是各地的医保结算尚未实现全国联网，医保无法实现跨省结算。尽管“先看病后付费”在今天也仍属于探索阶段，但我觉得，广州模式的这项医疗付费制度，或许更该视作是为全社会开出的一帖“诚信药”。

　　首先，利用互联网和第三方平台辅助的诚信约束规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患者“先看病”之后的不敢逃费。因为，这当中的违规当事人，除了会以负面记录的形式降低其信用评分，进而势必影响到信用生活的各种便利；同时，医院保留对病人的追索权，只有付清欠款后才能再次挂号。这就不单单是一种医疗费用的欠与被欠，更成为了公民个人“信用价值”的重要体现。

　　其次，对于医院来说，“先看病后付费”将大幅度削减挂号、收费窗口的工作量，可以节约不少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但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看，这更像一笔“信用交易”和“信用合作”，其实质也在检验着医患关系的日益改善，以及医患互信的不断增强。换言之，“先看病”是施信于人，而“后付费”则是以诚报信。这样的和谐关系与时俱进，当然也是诚信建设的美妙图景了。

　　再次，“先看病后付费”之所以能成辐射社会的一帖“诚信药”，是因为按着广州的模式，它以融入了互联网监督下的自律与他律；在这种新的规则和机制之下，谁若失信违约，不但“负评昭昭”、无可抵赖，而且还会连带着附上一种信用缺失的“老赖形象”，使当事者背负在诸多方面“得不偿失”的隐患和包袱。如此说来，这种“前车之鉴”，岂能不给更多局外人也起到教育警醒作用。

　　事实证明，“先看病后付费”绝非大医院的雷区或禁区。现实中，为什么总有一些寡诚失信之人，毫不忌惮于“诚信无价”的谆谆劝告？依我之见，原因还在于，目前的某些制度设计与配套，尚未真正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严密关联和贯通。而相比之下，广州妇儿医疗中心联手各方开出的这帖“诚信药”，就显得“配方合理”且“药效强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