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刊发一篇“微调查”，说的是西南某省会城市，不管是商业小区还是购物中心高比例所取的“洋名”问题，甚至部分公交车站也以附近小区或者商场命名，从而出现被“洋地名”的现象。而这些所谓“洋名”，也无非就是“曼哈顿”“泰晤士”“维也纳”“地中海”，或者“香榭丽舍”“挪威森林”一类。“微调查”指出，这并不是该城市的独特现象。信然。

　　如今全国各地早有“千城一面”的诟病，应该说，这种诟病往往局限于那些以物质形态出现的建筑风貌的高度同质化；在文化形态层面，比如“取名”的高度近似，实际上不遑多让。在那些著名的“洋名”之外，不著名的更比比皆是，看看街上的店铺招牌，尤其是服装类的，会有更多发现，基本上非“洋”不取。物质形态与文化形态二者合一，足以使原本个性比较鲜明的城市，渐渐变成如同克隆的产物。顺着“微调查”想补充一句的是，这也并不是今时才有的独特现象。1996年8月，我就写过一篇《不会取名》，非议过这种现象。那时除了“随意取洋名”，还满街都是“贵族风范”，总督总统、帝王天子豪门，举目可见。20年过去了，印象中阶段式的整顿也有过几轮，可惜，“随意取洋名”依然成为现象，并无衰减势头。那么我就觉得，恐怕要找找文化方面的原因了。我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至少可以找出这么两点吧：一个是文化取向出了问题，再一个干脆就是没文化。

　　文化取向上的问题，表现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看看各城市的所谓地标性建筑，要么是千篇一律的玻璃幕墙，要么是各种奇葩设计的试验场，无不标榜所谓“现代的”一面，恰恰漠视了“民族的”一面。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发行过一组21枚《中国民居》普通邮票，分别呈现21个省市区的特色建筑，其中很有一些属于城市。但是这些特色，被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毫不惋惜地丢掉了，于是在外表相当光鲜的城市里，传统元素、民族元素成了文化残存，形单影只，要么是仿古的东西一哄而上。总之，没有或极度缺少引用国际先进理念设计出来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质的建筑。这就等于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不打自招，在这样的背景下，“随意取洋名”可以说自然而然。就像老舍《茶馆》里的小刘麻子溜须沈处长：“他呀，老把‘好’说成‘蒿’，特别有个洋味儿！”带点儿洋味儿，成了自觉追求。与此同时，说人家没文化，当然不是以从前文盲的那种标准来衡量，识字与否，而是数典忘祖。

　　取名如何多少有学问支撑。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里有一段取名趣事：长孙出世，大家都说长得丑，“方遯翁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都是奇丑”，乃给孙子取名“非相”，但方鸿渐说《封神榜》里的两个开路鬼，哥哥叫方弼弟弟叫方相，“方非相”的名字好像在跟鬼兄弟抬杠，老方置之不理。因为“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他深感于“兵凶战危”，乃据《墨子·非攻篇》给这个孙子学名“非攻”。接着又用姜太公故事预取了“非熊”，用唐人传奇预取了“非絪”等十几个，“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我们在忍俊不禁之余，能不敬佩其中的知识含量？取地名也是这样。“张家界市”的前身是“大庸”，既是春秋时期庸国所在地，又是合《大学》《中庸》而为之，那是多有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名字！

　　“随意取洋名”的相形见绌自不待言。这种至今仍在泛滥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问题不该“无解”，但是解起来也不能战线拉得太长，否则，什么都成型了，后世的人类学家研究起来会得出个结论：在我们这个嘴里大讲“文化”的时代，干出了太多没文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