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一书，其中一项“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很想”向城镇转移的农民工占11.83%，“比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想回乡。消息发布之后，在网上引起热议。（4月26日《中国青年报》）

　　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此外，“十三五”规划也提出，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这样的目标与意见，是对发展趋势的科学规划与准确把握。言外之意便是，鼓励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大势所趋。不过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各地如何推进城镇化进程，却考验着当地管理者的智慧。

　　如今的调查显示，一半农民不想进城，六成多的农民工到了一定年龄就想返回故乡。这般数据足以说明，让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路”，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农民为何不愿进城呢？从频见报端的调查不难发现，“城市生活成本高”“对城市不熟悉”“缺乏保障”“没有安全感”“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权，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等是最为常见的理由。

　　农民进城意愿不强烈的理由虽然很多，但归结到一点上，便是缺乏足够的保障与权利。甚至可以说，与其说是农民进城意愿不强，不如说是城市并没有做好真正接纳他们的准备。这样的现实，就是对有关部门的提醒：一方面，推进城镇化建设，不只是让农民的户籍变成市民户籍、让他们进城买房这么简单，还应有更多的权利与保障辐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应在就业创业等公共服务上做文章，免除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

　　众所周知，完善的制度设置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不断地实践。事实上，即便在进城时给予农民足够的权利与保障，其也会害怕政策“朝令夕改”。从这来说，在鼓励农民进城的过程中，还需要设置一个兜底方案，这方面，浙江的案例就值得学习与借鉴。2015年，浙江省政府出台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其明确提出，依法保护本省籍农民工在原籍地的土地权益。也就是说，浙江是让农民“带着土地进城”，这必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

　　因而，鼓励农民进城，权利与保障要跟上。可以说，只有权利与保障无缝对接，且有相应的兜底政策，才会免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他们也才敢进城。不然，若把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先决条件”，或是保障与权利没有跟上，那么农民的进城意愿，必然不会太强烈。如今各地需要努力的方向，仍是在权利与保障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