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人秉持“老好人文化”，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做一个“老好人”常常被理解、认可，而坚守原则的人要承受沉重的压力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最近被一些媒体贴上了“中国最严导师”的标题——他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与科研，未经许可不允许做与科研无关的兼职；他不定期组织学生读书，对每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认真记录；有硕士研究生没有合理安排好时间，未能发表申请学位所需的SCI论文，离校时只拿到毕业证而没有学位证……有学生抱怨科研太辛苦、导师管得太严，这位教授却说“我宁愿成为你们眼前的逆境”，“一个人腿上绑了沙袋能跑步，以后脱去沙袋，就跑得更快”。

　　现如今，一个导师带几名甚至十几名研究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必然会出现导师无暇教导、放松对学生的要求的现象。因此，有人对马臻教授的做法表示不解：何必那么当真？何必得罪人？在一般人眼中，这个一丝不苟的“家长制导师”，确实是一个“另类”。但是，当他带出来的多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各种称号的肯定，那些曾抱怨过太辛苦的学生，或许会感谢他。

　　象牙塔中的这个“另类”，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下社会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究竟好不好？常常听人抱怨，中国社会秩序性太差、原则性不强，到处都有不讲规矩的人和事，很多事情没关系就办不了，有关系则什么都不是事儿。大家都不愿意得罪人，也不习惯处处按原则办事。

　　这种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其实两千年前就被孔子狠狠批驳过。有人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说：“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仍然说：“未可也。”他说：“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也就是说，所有人都称赞一个人和所有人都厌恶一个人，这人都是不好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应该是有原则的，善良的人爱他，邪恶的人厌恶他。这番话点出了好人和老好人的区别，那就是是否坚持原则。我相信，那些有追求并愿意付出努力的学生会喜欢认真负责的老师，而那些原本就想混个文凭的人才会对严格要求的老师畏惧且愤恨。

　　我们抱怨社会秩序不佳，但对于如何改变社会秩序，又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于是，很多事仅仅停留于抱怨。其实，社会秩序并不是虚幻的无物之阵，而是由很多小的系统的秩序构成的，如果一个个小的秩序系统不牢固，人情就会很容易冲破秩序的堤坝、原则的栅栏。导师给学生放水，警察给熟人放水，官员给商人放水，安监部门给企业放水，这里面子抹不开，那里好处舍不得，远处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需要关照，结果必然是法律、规则、秩序等一再被放到“人情”之后。

　　更诡异的是，太多的人秉持无原则的“老好人文化”，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逆淘汰：做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常常很被理解、认可，就连一些“老好人”因腐败栽了跟头都有同情之人；而坚守原则的人，动辄要承受沉重的压力，被另眼看待。就在这几天，复旦另一位副教授，就因为坚持论文不能漠视学生的署名，而被称为“任性的坚持”，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不通世故”。

　　身处现代社会，我们并非必须与人情冷暖绝缘，而是要与扭曲了的滥情绝缘，要将法与情摆到正确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人获益的社会，跟没原则、没底线的“老好人文化”，原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我们不能把理性、原则视为一种服务于自己欲望的工具，而应该将其视为信仰、内心深处的基石与头顶上的道德律令。

　　做好人，不等于做无原则的“老好人”；讲规则，有底线，同时有人情，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各行各业，都面临重建刚性原则意识的问题，但处处降低门槛、降低底线，眼前的舒服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舒服，到头来害人害己。所以，一所大学里出现一个“宁愿成为学生眼前逆境”的老师，我们实在应该珍视，也应该反思——在无原则、无秩序的社会生活中，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