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7月13日新华社）

　　诚如专家所言，中国人口的生育高峰已经过去，即便全面放开二胎，人口增速也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城镇化的主要增量来源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考虑进城意愿、落户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不管怎么算，也填不满34亿人口的“大坑”。换言之，34亿的规划人口，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失真”和“贪大”。其原因，或许与城市的定位不准有关，但在现阶段，城市规划“臃肿”现象的出现，其根源仍在于规划本身严肃性的缺乏和规划权的分配失当。

　　事实上，这一点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今年2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和公开性不够；城市建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节约集约程度不高……因此，《意见》提出，依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认真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由本级政府编制、社会公众参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上级政府审批的有关规定。然而实际情况是，每一份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的出台，其背后都存在着绕开程序的问题。

　　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规划人口”对应的是，近年来各地的“空城”现象愈发多见，这是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而规划的衔接不畅和严肃性不足，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规划的非理性。比如在“一任市长一张蓝图”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必然出现“失真”。当然，城市主政者对城市的规划人口、面积有贪大的喜好，也仍是由于一种粗放的发展理念在作祟。比如当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越重，卖地冲动越大，就必然越需要有更大的“规划面积”来支撑。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在一些中小城镇，城市规划往往更容易出现“超前”。

　　应该说，城市规划贪大风气的流行，还不止由于规划权的约束不足，而是与整个城市的权力运行有关。毕竟，一些地方政府动辄“造城”，发展冲动是其一，更反映出其配置资源的能力确实很强大，所以对城市远期发展抱以盲目乐观就不足为奇。这一方面激发了政府不切实际的“造城”冲动，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市场力量对于城镇化的推动，而导致城市发展内动力不足，更进一步加剧了现实与规划的差距。就此而言，避免城市规划的过度“超前”，政府的放权改革，仍需要做加法。

　　好的城市规划，应该是把满足“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与其在城市规划上不切实际，当前迫切需要补缺的恰恰是城市的公共服务。目前有关小城镇落户的限制已经基本放开，但由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仍不足，令不少中小城市失去了吸引力，从而又反过来加剧了城市规划的结构性矛盾，即越是中小城市，规划越超前，但却越难以实现。

　　远远超出城市发展能力的“城市规划”，小则使得规划失去了应有的指导意义，毫无权威可言，大则是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发展的泡沫，导致浪费与经济风险。对于这种很明显的规划冲动，首先还得在规划权的制衡上下功夫。常识是，越是受到约束的权力，其“乱来”的几率就越小，规划权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