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视频在微信中广泛流传， 引起许多网友评论。视频显示，一位吉林市的出租车司机将女乘客的苹果手机送还，疑似索要100元酬金，但是乘客只肯给66元……该视频引发大量网友评论。绝大多数网友支持出租车司机，认为他耽误了时间和运营，理应得到赔偿，而且索要的钱也不多。也有少部分网友支持女乘客，认为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出租车司机不应该明码标价索要酬金。（9月20日《新文化报》）

　　从道德的角度，奢求道义的崇高不能不说没有道理。而依据相关法规，对于失物除了失主应支付保管费用之外，并未确立拾得人的法定获酬权，相反，如果失主要求归还，拾得者却拒不归还的行为就属于不当得利。一边是道德的标准，一边是法律的刚性规定，在现实中会导致拾得者与失主之间不同理解的冲突。

　　如何止息“拾物索酬”的纷争，还需要在道德与激励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在国外拾物有奖早有先例，从法律的角度确立了规则。在国内，广东率先立法，《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规定，对拾金不昧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

　　确立了道德不拒功利的原则，同时也打造道德评价的一个尺度。更重要的是，怎么计酬用法规定下来，要远比放任失主与拾得者讨价还价，更利于止息纷争，消除信任的猜疑。将拾物归还失主行为的褒奖具体化，如若成了失主们的惯例，真金白银反而成为了对拾金不昧最有力的肯定与嘉奖。与此同时，拾物者面对酬谢和奖励，受与不受，也是检验道德自律纯度的试金石。

　　道德也好，法规也罢，最根本的作用还是用以调节社会秩序的。只是公共社会秩序，并不能完全依靠道德自律来实现。只有完善规则，从利益各方求取最大公约数，才能最大限度地包容，才可能赋予道德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