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牵动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维权，最终却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郭某无罪。

　　许多人认可这一改判，不只是对一个父亲维护“结石宝宝”权益的朴素同情，更是因为通过司法裁判，将会给消费者主张权利传递信心，有助于营造更优化的法治环境。因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几乎所有同类案件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核心情节：当事人以“威胁向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生产厂家索要高额乃至天价赔偿，结果反而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不仅受害者本人很难意识到依法维权的边界在哪里，旁观者也搞不清。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维护消费权益的积极性。

　　消费者的疑窦不无道理。在司法实践中，消费维权与敲诈勒索之间的“明暗交界线”一直存在，以致同案异判的情况并不鲜见。尽管生产商、销售者、服务者过错在先，但由于现实中维权渠道不通畅，原本受害的消费者也可能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价”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敲诈勒索的动机存在。正因如此，有时候法院倾向于适用敲诈勒索罪来遏止这种过度维权行为。

　　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导致敲诈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立的，但我们也应设身处地考虑消费者所处的困难境地：现实中，消费者能获得的司法救济有限，目前最给力的外援还是舆论监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成为消费者的“盛宴”；而当一些消费者走投无路以“向媒体爆料”相要挟来索赔，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时，这将大大压缩消费维权的议价空间，同时降低对不法厂商的震慑力度。

　　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消费者走上极端化维权之路，只是说，立足于消费者总体弱势的大背景，让维权者的底气足一点，总体上讲不是坏事。不能简单粗疏地认定天价索赔就是敲诈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听得到维权索赔后面真实的心声。反过来说，消费者和商家的强势与弱势，也非绝对。如果消费者通过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风气被助长起来，厂商也会处于弱势一方，不胜其扰甚至产生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不仅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序，也无益于消费环境的整体改善。归根结底，无论谁道理在握，都不能滥用权利。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消费者维权过度，大多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价格。更何况，对于超过当前社会一般公众普遍认知太多、显然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对这样的民事维权行为，应该保持刑法的谦抑原则，不应轻易跨过刑、民的边界。正如广东省高院再审意见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这意味着，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坚持违法必究与防止矫枉过正并举，才能让司法判决掷地有声、定分止争，才能在法理、情理、伦理的统一中守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