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月子嘉年华，赢超值女王大奖。”5月27日，成都锦月美慧月子护理中心大门紧闭，与门口的红灯笼、红标语营造出的喜庆氛围有所不同，这家月子中心显得格外冷清。从两天前开始，住在这里的多名产妇向媒体反映，她们已经断了餐食、没了月嫂服务，被“逼”得只有回家或者另谋别处。（5月31日《华西都市报》）

　　月子中心突然关门倒闭，负责人“带款跑路”，打乱了原来正常的生活节奏，突如其来的变故，也让众多产妇变得无所适从——还未入住的产妇还可以寻找新的服务机构，而“正在坐月子”的那部分人，包括“刚刚做完剖腹产手术，还不能下地走路”的弱势群体，一旦断了餐食、没了月嫂服务，她们既要承受“回家或者另谋别处”的折腾，还有后续维权找回公道的烦恼，处理月子中心关门这个“烂摊子”注定让人身心疲惫。

　　月子护理服务是否采取预付卡式服务，目前还得不而知，不过从侵权的性质上看，在操作手法上又高度相似，预收了服务费且签定了合同，未提供服务或服务期限未到，负责人就卷款逃逸，玩起失踪也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从员工到消费者，他们在维权时面临的困境在于，自我讨要说法往往无从入手，若不能形成合力则只能“孤军奋战”，而寻求外部帮助则可能受限“多头之困”：以预付卡监管为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外汇管理部门、人民银行、商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等行政管理机构，都具有相应的管辖权，若未实行有效的联动机制，找到一个有力的介入点，多头管理往往会陷入“看似都在管，实则无人问”的境地。

　　谁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员工和消费者维权，让无助者看到希望并给其他类似的现象找到出路，需要答好“谁来管”和“怎么管”两个问题。主体责任的明确，需要给包括预付卡跑路等行为一个明确的法律定性。此种行为究竟属于正常的“商业权益纠纷”，在范畴上将其定性为失信行径，还是带有恶意的诈骗行为，在后续处理和介入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如果仅限于商业信用性质的民事纠纷，则消费者寻求外界救济的渠道相对较窄，多限于由消费者协会进行调解或向法院起诉；如果囿于卷款逃逸行为的主观故意性和影响的严重性，以商业欺诈论处的话，则消费者权利保护的路径就会变得宽敞而通达。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的，理当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侵占他人财物拒不退还的，则可能构成侵占罪。恶意卷款和圈钱具有典型的欺诈和侵占性质，若以诈骗论处，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在第一时间找到发力的方向，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掌握人员去向和控制资金，为下一步止损打下基础；另一方，行为性质的界定也代表着责任主体的明确，公安部门有责任在接警后第一时间处理，并协调其他行政部门参与调查，后续的程序也能顺势开始启动，比如涉罪行为由检察院提起公诉，行政处罚也能同步进行，民事诉讼也有了基础性保障。

　　此类乱象若不能及时得到整治，卷款逃逸牟利者不能为自身行为付出代价，劣币驱逐良币则会形成恶性示范，让更多的商家效仿和跟进。安徽消保委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安徽各地消费维权组织共受理预付式消费相关投诉2044件，成功解决764件，解决率仅为37%。如此低的成功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对于预付卡消费纠纷的处理上，并没有根据情节、性质、影响等因素，对其进行“违法性”的审查和介入，没有采取法律的手段和措施给予跟进，消费者自为的成分多了一些，强有力的监督和干预存在较大缺位，客观上对欺诈行为形成了放纵。

　　消费者若是维权无助，则对商业失信和欺诈牟利等约束无力。月子中心突然关门，“烂摊子”处理不能陷入无助，以欺诈论处让有关部门责无旁贷，则法律手段才会变成长了牙齿的利器，让为恶者受制裁，让守信者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