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争下亚运主办权的越南，忽然之间变卦了：4月17日，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宣布，放弃2019年第18届亚运会的主办权。

　　越南政府在当天晚些时候发布公告解释，对主办亚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并无经验，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尤其是，越南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经济仍处于困境，只能将有限的预算，用于“更加紧急的任务中”。

　　如此说来，还是“差钱”，中国媒体也将经济困难当成其主因。历史上，第6届和第8届亚运会的原定主办国韩国和巴基斯坦，也分别由于国内财政原因而放弃主办权。主办这么大的体育赛事，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但经济实力也非决定性因素，这里有正反两个例子。

　　正例是中国香港，他们在经济复苏后曾经也想举办亚运会，对“财大气粗”的港府来说，绝对“不差钱”，只是钱由谁支配、如何支配、是否要花在亚运会上，则由立法会来决定。但立法会投票，却以40∶14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60亿港币拨款申请，多数委员认为港府申亚存在费用预算混乱、没有清晰交代巨额开支如何使用等问题。

　　反例是体育界所谓的“蒙特利尔陷阱”。加拿大蒙特利尔1976年办完第21届奥运会后，出现了10亿美元的巨额亏空，致使纳税人直到20世纪末才还清这笔债务。此后，雅典奥运会又重蹈覆辙。政府如果决意“死要面子”，纳税人就得“活受罪”。

　　准备承办亚运会的越南，没有要求人民“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果断决定放弃主办权。新华社报道说，放弃主办的决定公布后，越南网民纷纷称赞。在越南最大的网络媒体之一VNExpress的网站上，对这一新闻的评论迅速增加，几乎一致对此表示赞同。

　　越南百姓“点赞”，是因为政府的决定体现出了决策理性。承认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影响而“差钱”的现实，不弄虚作假制造繁荣假象，是实事求是的认识理性；政府财政支出受制于中央和地方预算，是决策中的程序理性；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优先用于“更加紧急的任务”，是决策中的科学理性；知难而退、及时“转弯”，表明了政府决策并非无所不能的有限理性；尊重民意，举行听证，更体现出政府决策的民主理性。

　　今年3月底，越南国会曾举办听证会，对是否主办此次亚运会进行了热烈讨论；4月初，VNExpress进行民意调查，参加调查的8.5万网民中有87％的人认为，越南应该放弃亚运会主办权。政府内部也有反对举办的声音，越南计划投资部部长裴光永就对媒体明确表示，不支持越南举办亚运会。

　　越南政府的公告，没有讳言社会上下与政府在这个议题上的诸多分歧。承认分歧，将分歧纳入公共讨论，放手让媒体进行民意调查，并由国会举行公开、透明的听证，最后尊重民意结果，这就是越南放弃亚运主办权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过去我们总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言语以及视野中的“他山”，往往是那些制度成熟、公民文化培育得很好的发达国家，不是英美就是法德，要不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澳州一个州长拿了一瓶酒而被问责，本土媒体都津津乐道好一阵子，以此反衬人家如何打“大老虎”。但是，我们在追寻那些茂密青翠的遥远的“他山”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最应成为参照物的身边的“小山”。

　　越南的改革，起步比我们晚。我们叫“改革开放”，他们叫“革新开放”。在经历多年“革新开放”后，越南的民主进程和政治格局，已然焕然一新；越南的公民文化，也开始破茧而出，展示力量，宣示存在感。

　　越南宣布弃权后，“谁来接手”成为中国体育界讨论的议题。有人明言反对，提醒国内城市别接这个烫手山芋；有人欲语还羞，似乎不想错过这个展示城市形象、“扬我国威”的大好时机。但我观察，正反两方都是从经济角度盘算利益得失，而忽略了一条最根本的东西，即民主决策。

　　正如体育比赛展示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肌肉一样，主办亚运会、青运会、大运会、奥运会、世界杯之类的大型运动会，也能展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总体实力和精神面貌，似乎具有先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是，大型运动会也是重要的公共生活，既取决于现有实力，也影响未来发展，更涉及主办地民众的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需要进行公共讨论、尊重公众的意愿，更需要法定的程序，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再拍屁股走人——少数官员在办完国内一些大赛事后，甚至“走”进了监狱。

　　南非世界杯时，一些体育部门的官员通过媒体放风，为申办世界杯造势，其理由若干，都是宏大主旨。申办不申办类似世界杯之类的大型赛事，既不能由体育官员也不能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可以学学越南，让民众参与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