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同时宣布，将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并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对此，国际社会也迅速作出了反应，除习近平的演讲多次被现场的热烈掌声打断之外，有外国媒体就表示，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已经起到了引领者的作用，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称赞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将于本周清晰展现。

　　当然，对政府的这些决定，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同声音，譬如，中国还有很多贫穷人口，还有很多事需要办，给其他国家投资和免债是否值得，政府是否应当多建一些自己的项目，多关心一下民生等。应当说，这些议论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尤其没有必要对这些议论进行反驳或批评。因为，更多的人都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看不到这样做的深刻含义和长远利益。

　　事实上，当中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特别是经济总量已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的情况下，如果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提升，甚至会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下降。美国所以在国际社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之外，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是不无关系的。所以，国际责任也是一个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反过来，当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上积极履行国际责任，积极帮助其他国家，也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很强。那么，其他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信任、信心也会越来越强，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尊重这个国家的想法、观点和意见。对中国来说，自然不应当放弃这样的机会，也不应当失去这样的责任。当今世界，无论是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俄罗斯等其他国家，都在通过各种途径履行和承担国际责任，以谋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中国来说，设立南南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免除债务等，也不仅仅是承担大国责任，也有很多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必须这样做的理由。要知道，当前的国际环境，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不利于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中国企业走出去，就会受到许多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阻力，受到不少的限制和约束。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这些方面的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又如技术转让和贸易出口，就受到发达国家的百般阻扰和限制。

　　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的设想，发起成立亚投行，其目的也是为了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增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同时，为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中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而设立南南基金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免除债务等，无疑也会对“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施以及亚投行的发展等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知道，虽然南南基金所援助的国家以及免除债务的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小国家，但是，也都是中国需要争取和加强关系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可以在国际事务中给中国支持和帮助，从而让中国在很多方面可以增强话语权；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是未来世界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是未来可以投资、兴业的重点。给这些国家支持和帮助，也等于是为未来中国走出去积累资源。

　　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在外交路线方面，一直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特别是非洲，很多国家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相当一部分也都投向了非洲。商务部数据显示，仅去年1-11月，中国在非洲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就高达708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与南非签订机车供货合同，合计将向南出口总额30亿美元的电力机车，创下了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整车出口的订单记录。如果不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关系，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能够那种顺利吗？非洲国家会邀请中国去投资吗？从这个角度分析，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免除债务，就是一种资源积累。

　　也正因为如此，设立南南基金、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免除债务，就事论事来看，好象是一笔净支出，而从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的角度分析，则是一笔回报很高的援助和帮助，是集大国责任、走出去战略、国际关系、国际影响等于一体的多赢之举，可谓一举多得。如果不能接受这样的决策，那只能说是一叶障目。更何况，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剪毛”的损失每年就不知比这些援助高多少了。如果能够在外汇储备投资和保值增值方面多下些功夫，这些方面的投资和免债等，也就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