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是人类的战争纪念大年。中国和国际社会都举办了隆重纪念活动，对20世纪重大的战争灾难进行深刻反思。进入新的一年后，除了叙利亚等中东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在世界一些地方，军事摩擦和战争的危机也有卷土重来之势，甚至包括我国周边。不得不说，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正面临新的威胁。

　　历史转折关头要避免低估战争危机人类历史的转折多数是在战争中实现的。但上世纪90年代东西方对抗格局的消散和冷战的落幕却是以总体和平的方式达成。这成为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潮流兴起的历史标志。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和新旧秩序转换使世界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由于全球化的深入进展和深刻矛盾，多极力量的群体崛起和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催化作用，使得这一次的历史转折呈现出尤为复杂和不稳定的特征。要真正看清认准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是不容易的，低估战争危机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更容易出错。

　　众所周知，中国开启全面现代化进程，走改革开放之路，就是从邓小平同志破除对战争形势的战略性误判起步的。此前中国一度迷失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惯性中，夸大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更典型的例子发生于19世纪末叶。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将近100年时间里，除了爆发过几场有限的局部战争，欧洲维持了一个世纪总体和平局面。这期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黄金时期，工业化快速发展，财富大量涌现，各国间姻亲相联，以英国引领的这种歌舞升平的氛围使整个欧洲都在憧憬一个持久繁荣与和平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史称维多利亚史观。但就是在这种和平表象背后，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对立空前高涨，领土争端凸起，武器军备大量堆积，列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导致战争的因子在暗中迅速累积。只有少数人，如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强烈意识到战争临近的脚步，在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宣言中发出警告，但并未引起重视。这是现代史上低估战争危机最深刻的教训。

　　在战争的表象和本质之间经常隔着一层不透明的帷幕，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战争迷雾”。而人类思维的直线式弊病，在历史转折关头又容易导致思维的“惯性出轨”，即和平久了忘却战争，战争久了不信和平。

　　当前正处于不平衡加剧的阶段近代以来，整个国际关系的演进呈现为一个螺旋上升的周期循环过程。从中世纪末期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经欧洲三十年战争，到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为第一周期。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经拿破仑战争，到维也纳体系建立为第二周期。从维也纳体系，经两次世界大战，到雅尔塔体系建立为第三周期。尽管技术进步使人类社会步伐不断加快，但国际政治的周期节律却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依然以大约120年的时段发生着周而复始的更替。这与国际政治学所揭示的大国关系变动周期律基本吻合，也与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经济曲线所描绘的两个完整周期相重合。

　　对比上述三个历史长周期会发现，每一个周期的起始阶段，都是一个新平衡的建立，国际社会因而享有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及至周期的中间阶段，由于力量对比的消长，加之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积聚，旧的平衡被逐渐打破，社会革命和战乱频繁交织的混乱局面显现，不稳定成为常态；而当新旧平衡与秩序的交替达到某个节点，国际社会就进入战争多发的阶段。三个历史周期惊人的相似。

　　当今的国际社会正处于第四个历史长周期。从雅尔塔体系建立至今已过去70年，这意味着现在的历史方位是本次长周期的中后段。雅尔塔体系所开创的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及由此而保持的平衡早已被打破，代之而起的单级霸权所维系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也陷入混乱。根据历史长周期规律，今天的世界已走过了国际旧秩序的平衡阶段，正处于不平衡加剧的阶段。除非国际社会能共同认识到战争威胁的临近并一同致力于和平稳定，才有可能为历史注入新的动力。

　　现实世界中的战争暗流从现实的趋势深入观察，虽然和平发展潮流依然顽强奋进，但战争暗流也在汹涌激荡，构成战争发生的诸要素不仅在生成，而且快速积聚，有的已亮起了红灯。

　　首先，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加剧紧张局势。爆发于8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比预期的更为深重和长久。正面临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持续缩减”和“长期停滞”局面。与经济的困顿相伴随，各类国家的社会转型多半遭遇困难，陷于深层动荡。综合中国军事科学院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字，国际性的地区动荡与战乱呈加剧之势，金融危机爆发前8年，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不足20起，之后直线上升至年均35起，仅危机后的2010年就井喷式地高达55起。当前仅大中东地区就有15个国家卷入战火。

　　其次，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对战争的悲观主义舆论弥漫扩散。与和平发展潮流所呼唤的“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相悖而行，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在平复多年后再度高涨，甚至连一贯奉行和平主义的欧盟国家也都出现了向右翼民族主义大幅偏斜的政治倾向。

　　第三，国际社会的战争管理能力严重缺失，“安全自助”泛滥更易导致局面失控。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再没有爆发全局性的战争冲突。从战争管理要素的角度看，这种状态主要取决于两种主导性的国际格局，先是美苏对峙的力量均势对大战的抑制，后是美国单极霸权所维系的“冷和平”状态。然而随着美国近年来相对实力的快速衰退，所谓的“美国霸权稳定”愈发不可靠，其对重大国际冲突的管控能力显著下降，可能导致战争的各种新旧矛盾大量凸显且得不到有效抑制和治理。

　　再加上国际恐怖主义战略威胁源肆虐，重要大国对国际安全形势的研判趋于严峻。一些重量级战略精英人物对前景并不乐观，并发出“基辛格之忧”和“哈斯之问”。在此形势下，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必须从战略认知上保持清醒，切实看到虽然世界经历了长期的和平，但战争并未远去，和平也不是必然。维护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命艰巨，责任重大。（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