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相对知名点的民运组织“独立中文笔会”近日公开分裂。它刚刚举行了第七届理事会的选举，但却出现两个理事会和两个会长并存的局面。其中的一名会长是该笔会的创办者之一贝岭，他也是第六届会长，自称是正统连任。另一位“第七届会长”则是该笔会的第4任和第5任会长廖天琪女士。

　　最令民运支持者难堪的是，贝岭公开指控廖天琪没有在他当选上一届会长时恰当移交财务，并且造成笔会账上的9万美元“不翼而飞”。他说自己当选第6届会长后被要求开设新的账户，而不是接管原有账户。他没有用“腐败”“侵吞”等字眼，但却有这方面的强烈暗示。

　　贝还说，笔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在言论自由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他进一步解释，“一部分人认为笔会内部不保证言论自由，所以才产生了在内部社区里无限期地对某些人禁言。”

　　独立中文笔会成立于2001年，它的第一任会长是刘宾雁，第二任会长是刘晓波，号称是跨国界支持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但它像多数民运组织一样早已衰败。海外仍较活跃的民运人士据说不到200人，但各种民运组织有几十个，一个比一个萧条、拮据。

　　9万美元实在不算多，为这么点钱跑到媒体上打口水官司，即使很反对民运的人，也许亦会产生点唏嘘感。

　　当年跑出去的民运人士大多在国内时都挺风光，后来的加入者不少在国内时也蛮体面的。他们在国外的衰落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由于他们对西方的利用价值被证明有限，针对他们的资助越来越少，而他们多数人缺少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生计渐成问题。

　　如今民运人士在国外之所以“人少组织多”，据披露主要是为了有名头申请捐款。因为多数捐款不会给个人，只捐组织。

　　民运人士组织上的最大问题大概是团结不起来。他们看起来是海外最经常上演勾心斗角的华人群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太不理想，大多比较自负、个性很强，于是分裂成了家常便饭。他们都渴望民主和自由，但对小团体的内部民主却一筹莫展，不得要领，派性斗争经常恶性发作。

　　像独立中文笔会中的一派指责另一派搞“禁言”，另一派人则辩解说被禁言者的表现“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样的对话在外人听来几乎不可思议。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言论自由”最激进的主张者。

　　刻薄嘲弄这般处境下的民运人士挺没意思的，我们想指出的是，他们这个小圈子表现出宏大主张与他们实践的尖锐矛盾和悖论。在追求政治构想的路上，他们的实际行为突出了相反的东西。也许是他们太天真了，以为构建一个他们主张的“理想国”会比他们搞一个笔会、管理好它的账务还要容易。

　　都是知识分子，从人格上指摘困境中的这些人或许更应克制。只是他们在“最民主的地方”上演的被一些人称为“狗血剧”的这一切值得我们用心予以反思。独立中文笔会的这一出并非海外民运内斗的绝唱，它所折射的东西也并非只有人性的弱点。更进一步的解读，大家见仁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