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目前在美国仍持续单日新增感染约3万人的势头，而美国一些政客不把精力放在抗疫上，反而竭力炮制针对中国的“追责论”“索赔论”。由于西方其他国家一些媒体和政客的推波助澜，尽管“追责论”“索赔论”毫无事实与法律基础，但在国际舆论场中，彰显中国立场的正义声音却偏小偏弱。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仍以英文国际媒体为主，这可能是未来几十年改变不了的现实。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英文媒体非常努力，已取得可喜的进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但与西方主流传统媒体相比还有一些差距。笔者认为，差距突出表现在英文评论方面。国际舆论环境除了新闻报道之外，更重要的是靠评论版文章形成和主导舆论。而需要提高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章要更加引人入胜。如果不能吸引外国读者，即便读了也难留下深刻影响，更别说观点让读者信服。这固然和我们在国外媒体上撰文的作者较少有关，但我们的一些文章一看就是中文评论文章的翻译稿，没有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语境和思维逻辑写文章，只有干巴巴的观点和论述，难以起到想要的效果。

　　第二，目前中国英文媒体很多评论文章都是外国人写的，并不能很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外国读者其实对中国作者的声音更感兴趣，希望读到他们讲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看法。这方面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学者参与到英文媒体的评论写作中来。

　　第三，评论文章作者一定要有及时、准确的官方信息。不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都有自己的官方信息渠道，经常以内幕消息为基础炮制议题。尤其是美国一些反华的专栏作家，总是能先拿到美国议会和政府的相关消息，为他们带来了主动。而中国英文媒体的专栏作家也需要有这样的待遇，在一些环节上我们也可以打通，形成联动。

　　第四，我们的评论文章很多时候摆事实少，讲道理多。而西方读者的思维逻辑恰恰是用事实说话，把事实、数据包装在引人入胜的漂亮、幽默的语言之中来说服读者。比如，最近西方有学者攻击“中国政府在武汉停航国内航班之后没有停航国际航班，有意把病毒传播到国外”。这显然是很恶毒抹黑，但贝淡宁教授撰写文章(中英文版都已在《环球时报》刊登)，将自己在中国航班数据库里详细核实这些航班的经过娓娓道来，戳穿了这个谎言，让最初的造谣者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试想，如果一味讲大道理，反击阴谋论，其效果可能会差很多。

　　第五，专栏作家应以在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立场”讲中国故事和个人的观点，而不是重复官方的观点。以西方读者的思维，如果文章只是官方立场的重复、翻版，一方面这种文章可读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容易被读者理解为是官方的宣讲，很难被他们接受。能吸引读者、说服读者的文章一定是带有自己观点的文章，有时和官方观点稍有差异，甚至有时候也有建设性、希望政府改进的意见。这能让国外读者通过不同视角了解中国社会。笔者认为，只要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这样声音的存在，其实更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

　　引导国际舆论是一门艺术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旷日持久的不断积累。这方面我们还在不断学习，需要不断进步。相信随着新一代具有国际教育知识背景的年轻人才越来越多，随着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话语权也会不断提升。

        (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开放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