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简政放权”再次成为改革热词，重温以下观点显得很有必要：“中国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此说不无道理，几乎每年都有人借此表达对教育的不满，最近一次出自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之口，他呼吁教育改革开放。

    其实，这些年来，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涌动着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热情，山东潍坊、山西晋中、浙江上虞、四川阆中等不少地方的教育品质，已有令人欣喜的改善，可以说，计划经济的这个堡垒正从内部松动。三中全会《决定》释放的信号进一步表明，堡垒迟早会被攻破。

    一个令人兴奋的突破是，给予学生可多次考试的权利。前不久，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在解读这一方向时举例说，有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参加了社会化的英语考试，成绩非常不错，他可以不上高二、高三的英语课，“可以去操场上跑步，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可以搞一些课题研究”。他还强调说，高中每一个学生将拥有自己独立的课表，“我们期盼多年，这一次必须实现”。很显然，新一轮教育改革突出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选择”。

    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严重缺乏选择性，只能遵循指令而行。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城里人的一日三餐也受制于粮票、油票。30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教育也与此相似。从小学开始，我们学什么、跟谁学、如何学，被一张张课表计划好了，学生们只能在一条既定的轨道上前行，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走完了全程，有的人半途而废。而在办学之路上，学校也缺乏自主权，大都只能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齐步走。

    中国的基础教育必须走出这个怪圈：学校被上级管得过死，学生被学校管得太严。一些校长会抱怨检查、评比太多，没有选择教师的权利，甚至无法做主为学校购买什么样的图书，导致大量“垃圾”占据图书室等等。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旦面对学生，又会把上级对他们的管理方式变本加厉的转嫁给孩子们。

    比如，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举溪中学就发布规范女生行为的“七不许”：不许给男生传递纸条；不许认男生为‘哥’； 不许邀男生一起过生日；不许和男生单独同乘一辆自行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否则，均视为品行不端，有辱家风、校风”。这种严加管制，实际上是目前学校自身管理困境的某种投射。

    教育部门和学校一直声称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须知，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基于学生自由、充分的选择。何谓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

    对于教育而言，不自由必然阻碍发展。几乎不能有选择，导致了教育的一大问题：把不同的人培养成了同一种人。无数个性格、天赋、兴趣、生活经历迥异的学生，以高度相似的方式接受教育，读同样的教材、上同样的课、做同样的作业，连体育课也不例外。这样的学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工厂，一个个不同的孩子来到这里，经过学校几年十几年的打磨，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棱角，变成了相似的产品：他们虽然长着不同的脑袋，却难以产生与众不同的想法，甚至连自己喜欢做什么、擅长做什么都不清楚，所以才会出现每年数百万人一窝蜂报考公务员的奇观。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所好的学校应该像一家大型的超市，学生就像顾客，能在其中各取所需。学校要做的，应该是尽己所能开发、提供多元、适合的课程产品吸引学生们选择，而不是强制性的把他们圈在一个个的教室里。一些学校的探索表明，只有自主的选择，才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活力，他们的差异才可能因此而展现，“因材施教”才不会沦为空话。

    北京十一学校，就开设了200多门课程（其中数学就分六个层次，供不同能力不同追求的学生选择），实行走班选课，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课表，该怎么学，自己做主。我在采访中也发现，即便一些师资等资源薄弱的农村学校，只要“目中有人”，同样也能做力所能及的改变，为学生们提供教科书之外的更多选择。国家督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人生是一枚硬币，正面是选择，背面一定是责任。只有交给学生们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他们才可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