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注意到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济南举行的消息，虽然眼热，也没太上心。后来得知居然还有个平行会议“历史学博士后论坛”，想着或许还可以“滥竽”一下。严格说来，这是近年转向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来，第三次回史学圈参加学术活动。

　　这次到济南，滥竽之外，也想会会旧雨，认认新知。当然，作为土鳖博士，也想见识下第一次在家门口举办的这么“高大上”的国际历史大会，此前百余年这个会都是在欧美召开的。

　　这次的济南论坛安排了两组8场的报告和讨论，并有南开大学江沛教授等名家担任评议，但是两组活动被分割在第一天的上午和第二天的下午，其他时间被大会开幕式和主题报告所占据。不是说不想参加和听取，毕竟机会难得；但是，这样的安排，总感觉多少冲淡了博士后论坛的初衷和本意。当然，活动总体上还是很好的，闭幕式的座谈环节尤其值得称道，时间安排很充裕，《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等前辈学者的指点也很恳切，同仁们的发言也比较踊跃。

　　几天的活动下来，也想到很多，比如开会与交流问题。现在各种活动很多，并非所有的会议都值得参加。但是既然来了，总得有交流；而交流的益处，似怎么强调也不嫌过分。比如起码可以据此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研究，总比埋头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好些。何况还可能发现吾道不孤，能结实研究议题和旨趣相近的朋友；而且，即便研究议题看似相反或完全不相干，也可能有所启发和助益，尤其是跨学科、跨领域、跨代际的交流，对成长中的年轻学人来说，更是非常必要。比如，今次与会我就发现，有原本史学背景的同仁转向了政治学研究；还有原本做商周考古的同仁，现在转而开始研究近现代大别山根据地的经济史。这些转型的跨度不可谓不小，尽管目前来看他们的转型未必都很成功，甚至个别术语的运用也略显生硬，但转变背后，在当事人都有切实的理由，亦有值得期待的前景。

　　而根据笔者游走于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边缘的经验，跨学科的好处之一就是，当习惯了从一个视角看问题时，它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可能是以前不太熟悉、没太注意或根本没想到过的（当然也有劣势，即浮萍无根打游击）。在当事人自己是如此；在与跨学科者交流时，听者亦会同受其益。比如新闻史领域的研写，有史学背景的同仁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历史感很足，而新闻味不够。曾听有新闻学背景的同仁指出，读前者的某些研究可能不解渴，或者说没搔到痒处。当然，反过来可能也一样，有些作品可能新闻味很足，但历史感不强。而这就凸显了跨学科的必要和魅力。如能兼具历史学和新闻学的基础与训练，那么这把刀切出来的东西，可能会非常有个性，对历史学和新闻学都会有推动。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况，尤其对年轻一代研究者来说，炼就这样一把刀，更是未必那么容易。年轻一辈，或许可以很快读罢万卷书；但是，行万里路的经历或历练，却未必很快可以习得与实现。因为有阅（读）无历（练），也造成我们在史料解读、人物把握乃至情势判断等方面，较年长的学人可能有所不足（当然，对人情世故等有独到体悟的朋友除外）。甚至出现喜欢用各种时髦理论去反推甚至硬套当年之人与事；而在彼时的历史情境中，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这种理论逻辑与历史实情的隔膜，对我们年轻一代学人是非常现实的挑战，也迫切希望得到前辈们的指点。很多事情，可能我们摸索很久也不得要领，但前辈们看似不经意的一两句话，可能对我们就能起到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功效。比如，最近和传播学名家李金铨先生聊起萧乾，他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理论训练提出的话题，让我受益匪浅。至如杨奎松、王奇生等诸位老师在史料的解读和运用以及人物的分析和把握等方面的随手提点，更是难以胜记。

　　其实，也不光是研究旨趣，就是具体为文等细枝末节亦然。也因此，我更希望参加的，不仅是一般性的开会，而更喜欢工作坊性质的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能以具体的研究为基础，从问题提出、史料运用、论证逻辑、行文表述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把脉和诊治。尤其是最后一点，经常发现不少年轻同行的研究其实做得很好，但是能否让专业领域以外的读者也看得懂自己的成果，却大可存疑。幸运的是，以华东师范大学当代史工作坊等为代表、真正为年轻学人考虑的一些活动，近年在国内史学界已渐次展开。

　　真诚希望这样不讲俗套、只重学术的交流活动越来越多，也能让我们真正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