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厦门大学一博士生导师发表公开信质疑学校博士招生及开课制度，引发舆论关注。事实上，业界对此项做法的质疑不是第一次，而主动或被动退出招生的教授也不是一两个人，因此不能不对它进行系统反思。这个制度就是近些年在不少高校实施的“博导不交钱就不能招收博士生”的做法。

　　先从逻辑上分析，这一制度的基本假定是“传播知识越多越赔钱”。一个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出去，必须自己掏一笔钱给掌握了招生管理权力的研究生院。也就是研究生导师一方面要教学生，一方面要贴钱，不贴钱就不能招生；你越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出去，就越需要交更多的钱。以厦门大学为例，该校从2014年开始对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进行改革，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按期足额缴纳导师配套经费，才具备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缴纳标准按照不同学科类别，每名博士生2.9万元到7.7万元不等。

　　那这笔钱从何而来呢？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不少导师想方设法外出争项目、报课题，再拉学生为自己主持的项目和课题打工。即便对理工科的研究生而言，整个循环链也体现了导师是老板，学生是雇工；研究生院是老板，导师和学生都为研究生院打工。导师交钱如同出租车司机给公司交份子钱，不交份子钱就不能上路，这种管理显然对师生关系、教师与研究生院的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种体制实施几年下来的结果是，理工科和那些与市场靠近的专业是可以顺利循环的，而基础学科与人文学科则很难筹到足够的钱。于是在人文及基础学科，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挣到钱的人，即便学术水平差也能招生；如果没法争到项目和经费，即便你的学问做得再好也无法招生。现实中，那些学问做得好的人往往希望研究些真问题，不愿花太多精力在争项目、跑关系上，或者主观上不愿意去筹那个钱，因此这一制度在人文和基础学科是典型的逆向淘汰制，能教好学生和做好学问的人面临被淘汰出局。长此以往，学术水平只能越来越低。

　　人文学科往往有合适潜能的人就能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不具有合适潜能的人花再多的钱也做不出有质量的成果，导师交的钱与研究成果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不能以钱来衡量的学生成长和研究，却需要以钱论可否，最终必然损害师生利益和科研水平。

　　有人认为导师使用了学校的资源就应该交钱，这里面就涉及大学里谁是主体的问题，究竟师生是主体还是学校的行政机构是主体。如果是前者，学校的一切资源都应该首先用于教学和研究，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各类职员是为师生服务的，相应的经费管理和分配制度就应由师生通过专业的过程和渠道制定，就不会出现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都不赞成的管理制度仍在实行的情况。现有的体制里管理主体实际上不是导师，而是研究生院，导师成了一个“打工者”，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导师都须先把钱交给研究生院才能获准招生，这就引发了在研究生招生和管理体制当中始终存在的矛盾。

　　将缴纳科研经费和招生资格相挂钩，显然不利于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高校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不同学科的实际情况，并适当提高导师的自主权，甚至可以考虑撤销大一统的研究生院，把研究生培养管理的职能收回到各院系，以便减少行政运行成本，保障各院系、各专业的导师依据自身的特点制定灵活而又符合实际的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