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题迭起的“两会”期间，教育问题及涉教育言论与提案总是能触动我们的神经。

　　无论是朱晓进委员的“错龄入学”，还是莫言委员的“缩短学制”，出发点或是为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公平，或是为通过干预教育解决当下突出的社会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忽视了社会环境，纯粹在一种理想化的语境里谈解决教育失衡问题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教育减负也只会让教育原地打圈。

　　“错龄入学”，理论上能弥补男女孩子认知与思维能力的差距。但谈“错龄入学”大概只有在一个绝大多数孩子都能“释放天性，好好玩”的环境里才有意义，而如今这样的环境早已荡然无存，社会的整体氛围已经让孩子的起跑线不断前置。在这样的社会事实面前，“错龄入学”恐怕只会让这种因家庭环境不同、早期教育差异而导致的孩子入学后学习能力存在的差距更加地被拉大。

　　同时，“错龄入学”也会让家庭承担了更多本该有学校教育承担的责任，加以于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错龄”期间，父母会继续对孩子不断施与高压，孩子还谈何天性可言。写到此刻，笔者想起了几天前有关北大虎妈“小P孩作息时间表”事件，当然，这样的事件虽然可能有些极端，但绝对不是个案，更反应了整体的社会氛围，甚至会造成一些负面暗示和引来效仿。在我看来，焦虑的环境之下，“错龄入学”并不能让虎爸虎妈们的“小P孩”养成计划回归理性，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

　　“缩短学制”，看似能赢得公众欢迎，但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缩短学制只可能增加学生的负担，引发学校、教师与家长的集体焦虑，学制缩短之下，极有可能会让诸如“小P孩作息时间表”变为常态。

　　可以说，从教育需求侧来说，一方面是贫困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短缺，另一方面是社会与家庭的对教育的焦虑与诉求与日俱增，甚至有失理性。短缺的现实与俱增的诉求，构成了需求侧的巨大张力，在造成城乡孩子起跑线差距的同时，也折射出了供给侧的乏力。

　　而诸如“错龄入学”“缩短学制”这样的建议也正是供给侧乏力的写照，不触动根本的结构性问题，甚至与需求侧现状都存在明显脱节。试问，这样乏力苍白的建议对促进教育改革的意义又有多大？究竟又能激起多少活水？

　　此外，对于城市家庭来说，总是试图通过重金投入与优质教育让中产阶层及精英身份得以延续，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总是试图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转化。可以说，教育既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子，也是社会阶层的动力因子，更是社会秩序与阶层重构的重要因子。从这样的角度而言，教育必须要承担起社会改良、秩序稳定与再生产的责任，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需要立足的基本实际。

　　在笔者看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谈教育问题才是关键。只有考试方式、评价标准科学化了，教育课程设置合理了，教育体系优化了，我们才能渐渐走出功利化教育的误区，教育减负才算真有意义，从这样角度而言，“废除中考”“义务教育阶段延长”“高考试卷统一”显然就更有实际意义得多。而从教育对社会的促进的角度而言，只有教育资源分布均衡了，甚至更多地向薄弱地区倾斜，教育短板补齐了，教育公平环境形成了，教育才能对社会再生产发挥最大化的正向杠杆作用。

　　希望在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趋势之下，关于教育的改革也尽早迈出全面的、结构性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