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代表团在驻地召开联组会议，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和省长谢伏瞻参加会议。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发言称，高校行政化趋势加重，各种会议特别多。（《京华时报》3月8日）

　　在公众对高校行政化的抨击声中，连大学内部人士也深深感觉“高校行政化趋势加重”，这与前些年仅仅是外界诟病高校行政化形成了尴尬的对比。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姜耀东就鲜明指出，“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更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谁能对大学行政化趋势加重无动于衷呢？

　　大学的官本位趋势对大学气质和学者精神进行了无情的阉割，当教授等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冗长的行政环节上，要花很长时间去开各种行政会议时，可以想象，我们能期望大学出创新性的大成果吗？那么，教授不开会行不行？恐怕也不行，要么会丧失资源分配的资格，要么会被淘汰出局……如此种种，教授也是有苦难言。

　　进一步推理，谁制造了让大学教授陷入“开会为生”的怪圈呢？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官僚价值压倒学术价值、官员价值压垮教授价值的隐喻。或者说，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大学发展，大学教授陷入“开会为生”的怪圈是当下中国大学日益陷入行政化泥淖的注释，也是大学日益侏儒化的表征。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包括大学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种表现。所谓外部行政化就是说，高校作为学术性组织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用行政的手段和思维管理高校；而内部行政化就是没有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高等学校办学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学的问题。这也是高校教授明知该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甚至为生活的全部，却偏偏把开会当成了“任务”。当然，外部行政化是造成高校内部行政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大学可以主动去掉内部行政化否？客观而言，这也是一个难题。可以说，外部管理的行政化困境不消除，单一地消除内部行政化是寸步难行，问题重重。因为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是外部管理机构的“代言人”。道理很简单，如果教、科、文、卫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不配套取消，更重要的是如果整个社会的官本位风气不纠正，只简单去掉内部行政化，恐怕是不可能的。如果国家没有整体的关于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没有配套的、可以落实的各项具体措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可能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所以，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由来已久甚至积重难返，去行政化也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了。

　　当下，尊重教育规律，按照大学的办学特点进行管理，维护良好的大学治理生态，是必须，也是防止教授陷入“开会为生”怪圈的必然选择。惟有确保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使用，才能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厘清行政对学校干预的边界，以及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自的权责边界，才能使教授早日走出“开会为生”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