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五部门下发《关于开展部分重点城市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严厉打击高校及其周边复印店的盗版复印活动，遏制住日益蔓延的校园盗版势头。记者近日走访在京多所大学周边复印店，发现大多数店家仍在公开承接“私人订制”复印教材业务，甚至有店家电脑里囤有上百份电子版教材，“班级”团购生意搞得风风火火。（3月14日《北京青年报》）

　　教材盗版复印，实则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此类现象愈演愈烈，随着相关出版社持续维权，其才引发了广泛关注。此番，数部门联合发文，针对高校打印店展开“打击盗版”专项行动，可谓正当其时！在相当长时间内，执法的疲软，以及司法追责的不畅，已经使得“教材盗印”变得司空见惯。适时予以专项整治，既是为了制裁具体的侵权行径，更是为了重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立场。

　　从执法实践来看，打击教材盗印，显然还存在着种种难题。比如说定性难，如何区分是“合理使用”或是“盗版侵权”，就深深困扰着相关管理部门；再比如说，举证难、索赔难，著作权人和出版社的损失无法精确量化，导致后续难以对“打印店”索取赔偿……此外，尤其纠结的一点在于，作为复印教材的使用者，学生个体很少能被认定为是“侵权者”；然而从客观上看，当众多学生不约而同使用复印教材，又的确构成了对著作权人的利益侵害。对此，又该如何理解？

　　现实执法过程中，只有在复印店现场查获“复印教材”，或者获取明确的“盗印盈利”的证据，才能坐实侵权的事实。但，若要做到如此无疑困难重重，这客观上导致执法威慑力严重不足！再加之，“买一本复印教材比新书省一多半的钱”，更是使得复印教材的生意供需两旺。令人遗憾的现状是，不少学生并不觉得复印教材有侵权之嫌，他们只会将之描述成应对“高书价”的无奈之举。

　　那么，高校教材定价到底高不高？相较于政府定价的中小学教材，相较于动辄打折促销的畅销读物，大学教材的价格当然高出不少。可是也应该看到，这种相对的“高价”同样有其道理。首先，专业性极强的教材销售面较窄、预期销量有限，单本定价自然不会低；再者说，由于多数课程往往是指定教材，这种唯一性注定了不存在替代品，导致其售价有底气处于高位；而除此以外，即便单从智力付出和著述难度来看，教材写作者也有理由获得合理的回报。

　　“教材太贵”绝不是盗印的理由，更不用说所谓“太贵”之说也许本就不成立！对于智力劳动的尊重，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本应是一种先决性的价值信仰。可是，在一些人看来，其竟然成了功利计算之后被首先舍弃的对象——因为教材盗印存在已久，我们便想出种种理由将之“合理化”，这实在是太过悲哀的想法。但愿这一次的专项整治，能够转化为一种长效的治理路径，并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于著作版权的真正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