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考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李克强指出：“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结合高校特点，简除烦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凡高校能够依法自主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权该下放的下放，要抓紧修改或废止不合时宜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破除制约学校发展的不合理束缚。”

　　可以说，对于转变政府职能、落实扩大高校自主权，我国早已形成共识，但推进却面临很大的现实阻力。眼下的关键是，要建立新的改革机制，破除既得利益的阻力。

　　一方面是权力放不下，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掉的核心权力，主要是人事权和财权，由于公办高校的领导都由行政主管部门任命，并负责考核、评价，因此，高校都围着行政指标转，导致办学严重功利化和行政化。为此，应该推进校长公选并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但从2012年启动校长公选试点到现在，仅有5所学校试点，而且，没有一所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在财权上，财政独立性直接影响办学的自主性，但我国政府却把拨款权掌握在手中，政府部门借拨款机会，把对学校的行政评估与拨款联系在一起，干涉学校办学，学校为获得经费，只有“跑部钱进”……

　　另一方面则是放下的权力接不住，具体表现为，由于高校缺乏现代治理结构，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权力存在被滥用的问题。给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权，才能激发科研活力，可是，对于科研人员可自主支配人财物，也有舆论质疑，就是有严格的科研立项审批，照样存在科研经费被挪用、侵占的科研腐败问题，在把支配权给科研人员之后，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乱象？

　　一管即死，一放即乱，落实高校自主权由此陷入困境，甚至此前一些下放给高校的权力也被收回，比如EMBA由学校自主招生，调整为从2016年起纳入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高考自主招生也被调整到高考之后严控规模。换句话说，高校没有用好自主权，成为行政部门不放权的一大理由。

　　要落实高校的自主权，就应该在推进放权和完善高校的内部治理上花工夫。对于放权，应该改变现在的改革模式，由行政部门自主推进改革，改为由全国人大立法推进改革，从改革的逻辑分析，落实高校自主权，是推进去行政化，显然，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会陷入行政化悖论，而通过立法推进改革，既使改革于法有据，又可切实督促政府部门依法放权，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模式。对于教育放权改革，应该有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胆识，在推进放权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不是收回权力，而应以改革思维进一步推进改革。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必须有的改革态度。

　　而对于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则应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把学术委员会建设为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对教师、科研人员进行学术同行评价，这要求学校的改革不能就由学校行政领导决策，而必须发动师生的参与。另外，要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尤其是财务信息公开，通过信息公开对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而不是依靠行政的前置审批。国外科研人员获得经费后，大部分经费用于聘请访问学者，支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费用，却不会发生教授把经费装进自己腰包的情况，因为有透明的财务体系对经费使用进行监督，而且，薪酬制度也明确，教授和科研人员领取额定的年薪，不可把申请科研经费作为致富的手段——我国的科研提成制度，加上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制造了科研经费黑洞。

　　所以，要落实高校自主权，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攻坚，要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在高校内，还应该广泛听取意见，把教授和科研人员的意见纳入改革方案制订中，这其实就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的过程。（作者是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