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家小院、一片竹林、一辆单车、一根跳绳、一群鸡鸭……这是艾滋女孩莎莎的全部世界。2006年，母亲去世。2014年7月，莎莎被确诊为艾滋病。2015年4月，父亲因患艾滋病去世后，莎莎得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接下来，她两次被其他同学家长“赶”出校园。最终，她只能待在家里，等待湖南宁乡县赤塅小学尹校长每周一次送课上门。原本就没怎么出过村子的莎莎，生活变得更加逼仄。（5月22日《新京报》）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主要为性接触、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三种，在日常人际接触中并不会发生传染。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本有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可是，在乡土熟人社会的宁乡县高山村，在父母接连去世之后，莎莎也罹患艾滋病的消息根本就藏不住。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她两度被其他同学家长“赶出”校园，面临入学难乃至社会歧视、隔离的困境。而显然，她依法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并不应因这般“多数人的暴力”而被剥夺。

　　目前，莎莎虽然由尹校长每周一次送课上门，单独学习，但这终究是杯水车薪，满足不了她的正常学习需求，更远远解决不了她所面临的社会歧视、隔离问题。而此前，宁乡县教育局、疾控中心等部门会商出的另一解决方案是：送莎莎去山西临汾市的红丝带学校，但因离家太远，为莎莎及其爷爷所拒绝。红丝带学校的存在，本就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产物，去红丝带学校上学，也注定了是种次优方案。因为，这虽然可以解决艾滋儿童的读书问题，也缓解了艾滋儿童和其他同学家长的冲突问题，但也不啻于把艾滋儿童的隐私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也并无助于社会歧视、隔离问题的消除。

　　而鉴于艾滋病在日常人际接触中并不会带来传染问题，艾滋儿童依法享有的隐私权和受教育权，本是可二者得兼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只能二选一，为实现受教育权，艾滋儿童就必须把隐私权让渡出去。

　　按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的介绍，目前在我国，像莎莎这样的14岁以下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在公开报道中，他们中的部分人也曾遭遇“上学难”的问题。那么，没被曝光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已不单纯是个教育问题，而已俨然是一个社会问题。更为合适的方案是：这些艾滋儿童，隐私未被曝光的，就近入学，任何人不得泄露其隐私；而因各种原因已经曝光的，则由教育等相关部门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安排转入县域、市域乃至省域之内的异地学校保密入学；而由此产生的成本问题，则由公共财政来埋单。

　　此外，医卫、教育等相关部门，也需加大消除艾滋歧视的科普宣传工作力度。而随着时光流转，等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观念改观了，艾滋儿童的读书问题，再一律回到就近入学的常态。只有这样，像莎莎这样的艾滋儿童才能在隐私权有所保障的前提下，顺利融入校园和社会，正常接受教育和成长，不再受到社会歧视和隔离问题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