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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近日透露,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去世人数已高达12.6%,我国正面临着非遗传承人后继无人的问题。他认为,为防止“人走技失”的情况,应尽快组织力量用口述历史、原生态记录、制作全程影像的方式,进一步加大非遗传承人保护力度,促进职业传承。(3月8日《北京青年报》)
2015年暑假,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孙正国教授组织的调研团队,对山东、湖北地区的非遗传承人生存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也发现了“非遗后继无人”的尴尬现实。这边厢,一些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却难以过上有品质的生活;那边厢,不少非遗项目缺乏学徒,即使是非遗传承人的子女,也不愿意子承父业。
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非遗项目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文化传承。并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在投入多、收益少的格局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子女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进行非遗项目的文化传承。坚硬的现实让人痛心,却又无可奈何。
伴随着社会变迁,不同种类的非遗项目在生存生态上存在鲜明的反差。少数非遗项目在市场经济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但对于大多数非遗项目来说,处境却很艰难——在全球化趋势加强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当下,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不论是公共财政的制度护佑力度不够,还是非遗传承人的社会认同不高,抑或职业传承的公众参与热情不高,正是由于非物质遗产保护与传承上存在着“软肋”,才会导致“非遗后继无人”。只有提升全社会对非物质遗产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让非遗传承人生活得更加体面、更有尊严,才会激励更多年轻人投入到非遗传承中来。
破解“非遗后继无人”的发展困境,需要增加一种“等不及”、“伤不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一方面,公共部门、研究机构、公益组织要对非遗项目进行及时、有效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保留下珍贵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在提升 “输血”的基础上增加非遗项目的“造血”功能,寻找文化传承与市场寻求最大的“价值公约数”。
让非遗后继有人,既需要外部的社会支持,也离不开内部的“自我救赎”。完善传承人认定机制也好,探索团体传承机制也罢,让非遗传承更加人性化、更具有操作性,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起来,让非遗传承人的钱袋和脑袋都丰盈起来,非遗项目才会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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