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耄耋之年，告老还乡，见物是人非，不禁生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乡音”是一枚镌刻在我们身上独有的印记，生生不息、根脉相传，它是来自故乡的慰藉，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底色。

　　方言与一个地域的气候、地貌一样，历经千百年，不断被筛选、吸收、同化而形成。这些夹杂着泥土气息的话语，或源于市井生活的寻常琐事，或源于茶余饭后的家长里短，它收纳了民间的智慧，采集了地域的精华。翻过一座山，音调就转变；走过一陇田，意义大不同。你可以讲着吴侬软语，夜话闲谈；也可以侃着东北话语，把酒言欢。正是因为这种特色，才赋予了方言承载文化的使命；也正是因为这个载体，我们的文化才得以遍地开花、异彩纷呈。以融入了方言的地方戏曲为例，无论是秦腔豫剧，还是京剧黄梅，那些生动鲜活、合辙押韵的戏词，唱出了亦俗亦雅的风情，也唱出了中华文化的特色。试想，如果唱词千篇一律，那么何来不同文化的魅力与价值，何来文化生命力的延续？正是因为方言的异质性，才带来它的不可替代性，这是地理与历史赋予我们的文化财富，弥足珍贵，价值连城。

　　而今，传统的乡音却变了味道，它被贴上了“土、俗”的标签，并成为“有无文化”的衡量标尺。打工返乡的青年们羞赧于它的腔调，刚刚入学的孩童在学会标准发音的同时，也在遗忘着自己曾经熟悉的语音。方言的日渐式微，牵动我们的不仅是乡愁，它折射的是一种地域文化自信的缺失，这或许是我们最该扼腕叹息之处。

　　文化不能简单地用“优劣”二字加以评判。你可以津津乐道上海方言的机智敏捷，也可以大加赞赏天津方言的诙谐幽默，还可以对齐鲁方言的纯粹耿直加以欣赏，它们是多元、独特而又平等的。对于方言的流失，我们更应从大众心理的角度来考量。今天，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频繁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员流动日见增多，这种流动对方言的冲击显而易见。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碾压式的优势显现，使包括方言在内的农村文化不断被漠视，而这种文化信号的衰减很可能是无可补救的。

　　方言早已成为与故乡这片土地难以割裂的一部分，任何语言不假思索地堆砌于此便会显得水土不服、格格不入。好比我们的容貌与声音，与生俱来，独一无二，倘若真用人工的方式加以改变，自会有它的蹩脚与尴尬。方言就是那告知了我们“从何处而来”的文化源头，我们在奔波忙碌中找寻地域文化自信，却不以为然地忽视了它。它以自身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因素汇集起来，无论是民俗故事，还是戏曲民谣，以及属于这个地域的秉性与品格，这都是地域文化的特色，也是地域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