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精通几国文字，据说以梵文第一，汉文第二，英文第三，日文第四。”这是梁羽生在《革命诗僧苏曼殊》一文中写下的话，收在新出版的《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

　　梁羽生这么说的理由是：“到他（指苏曼殊）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已完成了《梵文典》八卷的大著作。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大的成就，纵然不能说是‘后无来者’，恐怕也是前无古人了吧？”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会，《梵文典》非原创，而是译作，且并非直译自梵文，而是从英文转译。梁羽生此误，源于苏曼殊故弄玄虚，在书上径题“撰述”，且称“书旅西湖灵隐山”。

　　苏曼殊的好友柳亚子最早上当，在《苏玄瑛（苏曼殊学名元瑛，又作玄瑛）新传》中即说：“著《梵文典》八卷。”但经与苏曼殊亦师亦友的陈独秀指正，到《苏玄瑛新传考证》中，已改为：“翻译之作，其英文原本由仲甫（陈独秀字仲甫）移赠玄瑛。”奇怪的是，引者常常不注意柳亚子的后文。

　　其实，在《梵文典》的自序中，苏曼殊也明确说了“嗣见西人选述《梵文典》”，可见梁羽生在写此文前，并没看过《梵文典》，便贸然加冕，难免“獭祭鱼”之讥。

　　事实是，苏曼殊最擅长的可能是日语，鲁迅曾说，在他看来，苏的日语与日本人没有区别。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生在横滨，5岁才回国，后又留学日本。

　　苏曼殊的中文水平未必比日语高，他写诗还是陈独秀教的，陈独秀说：“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作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对于苏曼殊的诗，郁达夫曾说：“功底并不很深，但能吸收众长，善于融会贯通。”

　　梁羽生褒扬苏曼殊，多少有求奇的心理在作怪。每个人都渴望一次传奇式的人生，自己做不来，就要捏造出一个影子，将此生实现不了的东西寄寓在其中。通览《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颇可见这层关怀，所以不必用做学问的眼光来苛责，倒是应该有几分游戏的态度来看它。

　　从写作时间看，这些文章最早发表于1980年，其时梁氏已56岁，著作等身，成了名人，写作上有了更多的空间与自信，以《死水》一篇为例，通篇引了闻一多先生《死水》一诗，只有一句是自己的介绍，这样的文章放在别人身上，恐怕是不敢写的吧，就算写了，也发表不了。可见梁羽生此时的写作是多么放松、多么的率性，所以常有出神之笔。书中所涉章士钊赠孟小冬诗、郁达夫兄弟酬和、苏曼殊少作，均称罕见，刷新了我们对作者的认识。

　　艺可专，亦可玩，只是在我们这个过于严肃的社会中，玩的心态常常被贬低，玩的内容常常被遗忘，非到一定的身家地位，断不能沉溺于中、以此示人，因而派生出两种结果，一是过分的装腔作势，一是过分的下作不堪。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制作不多，而真正有品格的玩，亦凤毛麟角。

　　或者，《梁羽生妙评民国诗词》可看成是梁羽生的趣玩吧，游于书本之中，却不必承担考据求真之累，一切止于兴趣、止于发现，这种自居一格的懒散、悠闲、分寸与钟爱，善读诗者可得之，不读诗之人却无法体会。

　　我们脚下的时代太过纷繁、匆忙，多少人已丢了自己，却以为正在获得自己的道路上飞奔。我们都在老去，到那时，我们是该沉溺于个人的奋斗史呢，还是醉心于一片诗歌的花园中？我以为：故事总在彼此重复，倒是诗，人人不同。

　　感慨韶华似流水，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国驰胡马，空对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

　　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依楼。

　　没想到李大钊还写过这样的诗，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楚囚”“海天”“湖山”“荒丘”都是当时人比较爱用的意象，而“南冠”或从“南冠客思深”来，时代压力下，人自然要剑拔弩张，梁羽生记作“惊闻北国弛胡马”，“弛”与“驰”均通，意思却很不一样。

　　谈笑间一代人物，感慨风云变迁，推敲一字得失，在梁羽生的这片小花园中，有心者能心旷神怡，不知你又能盘桓多久。